混成第十四旅团司令部
    由妓院改建而成的慰安所。由于军方设置的慰安所相对日军庞大的性需求来说实在数量有限，难以满足军队的需要，除了建立军队慰安所，日军还通过恢复或霸占社会上的妓院，直接或间接的为日军提供性服务。如根据日军混十四旅团的驻留规定，中国妓院为日军禁止出入区域，但在部队提请下“形成共识以为若对中国娼妓实施检征，则可解禁”。后对驻留规定进行修改，对妓院进行卫生检征后，允许日兵进入。（注：《昭和八年七月自一日至十日卫生业务旬报》，见《台日官方档案慰安妇史料汇编》，第335页。）这些妓院多是汉奸受日军指令进行经营，除日军外，一般的日本人也可以利用。这些妓院大多是为日伪政权的官员、日伪企业的职员、日伪军警宪特所设的，实际成为变相的日军慰安所，不同的是这些妓院除了满足日军的需要也向社会开放，但管理权由日伪政权所把持，而且随时准备供日军使用。
    在石家庄，日军占领前，只有少数明妓暗娼分散在升平街、同义街等处。1942年，日伪政权为满足日伪人员的需要，把原先的妓女集中在一块，并且进行扩充，耗资75万元，建起妓院56家，妓女检验所一处，引进商户32家，共有房屋1250间，占地2.2万平方米。日军赐名“欢乐街”、“新市区”。竣工典礼时，日本驻石特务机关长、宪兵队长、驻军部队长、驻石领事馆总领事等，以及伪市长等大小汉奸和600多名妓女和老鸨被拉去出席。“欢乐街”便成了日军经常光顾的地方。
    据张文钧回忆，在沦陷时期，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各省市日伪政权的日本顾问及日本大公司的职员，是一、二等妓院的常客。最普遍的是日军把妓院当成他们的慰安所，经常有日军大卡车把日本兵运来，一卡车好几十人，由一个翻译出面向妓院交待“任务”，于是妓院里立刻忙成一团，所有房间都搭上了铺。一般妓女，都有一间卧室，一间较大的类似客厅的房间，这时就把大房子用屏风隔开，临时搭上两张铺，连账房都要利用上，布置完了，日本兵就与妓女“开铺”。人数较多，一次不能接待完毕，还要分批进行。本院的妓女不够，就从别的妓院找人。由于日本兵野蛮粗暴的性虐待，妓女们把接待日本兵当作灾难，称这些日本人是“千刀头”。（注：《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至398页。）
    （二）日军在前线据点附近设置的慰安所
    这些慰安所主要由前线部队自行建立，设置在前线地区的乡镇和据点附近，有固定的场所。慰安所由驻扎当地的军队派专门的人员负责管理，在部队移防变动时要对该慰安所进行移交。由于这些地区远离日军控制的中心城市，条件艰苦，日韩慰安妇一般难以到达，因此慰安妇以日军抓捕中国妇女为主。与城市中的慰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慰安所不但卫生条件较差，且受尽折磨的妇女还得不到任何报酬，她们纯粹只是供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是日军的性奴隶。
    据原任侵华日军陆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第二四四大队中尉大队长住冈义一的口供和《日籍战犯调查表》证实：该犯在任阳曲县南温川分遣队长时，于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间，命令部下在阳曲县北温川、石糟村、岔口村等地抓捕青年妇女10名，在南温川分遣队前面的（4所）民房内设置了慰安所，供士兵强奸。该犯将慰安所的管理指定由军曹森五郎负责。1943年3月下旬，分遣队长换班时，交接后任的分队长行见军曹，被害妇女大部是20岁至30岁。（注：住冈义一的审讯材料，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002年5～6月间，笔者到山西省阳曲县部分村庄进行了实地调查。当年被日军强征到慰安所的受害妇女刘乃妮向我们揭露了慰安所的有关情况。她说：日军占领山西阳曲后，在南温川设立了日军据点，驻扎一个分遣队，常驻日兵大约30人左右。当时日本人经常到村里来抓人，来不急逃走的妇女就被日军带回据点强奸。1943年，她22岁时，南温川的日本据点往村子里要女人，由伪村长指定被抓到南温川的日本据点。当时与她一起被抓走的还有同村4个妇女，据点里还有被日军抓来的其他村的一些妇女。她们不甘心受到日军的蹂躏，经常想一死了之。有一次她含了10片大烟，想自杀，但被救了过来，不得不继续接受日军的蹂躏。日军经常到村里抓新的妇女去慰安所，进行轮换。但也有的妇女如日军从北温川抓来的刘二妮、刘翠娥，岔口村的刘银根等人一直被关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直到日军投降撤走时才得以解脱。
    类似南温川日军慰安所这种形式的农村慰安所在华北地区是很普遍的，这些慰安所多是驻扎前线据点的日军为满足性欲需要通过强抓据点附近农村妇女建立起来，生活条件与卫生条件较差。如阳曲南温川的慰安妇遭到性蹂躏，根本谈不上任何报酬。（注：据刘乃妮回忆，她们为日军“服务”，除了能得到饭食充饥，没有任何报酬。）由于缺乏卫生条件和严格的卫生检查制度、措施等等，受害妇女生病根本无法得到医治，完全处于被动受虐的地步。
    （三）日军据点里的“慰安室”和临时慰安所
    除了在前线地区建立固定的慰安所，日军还经常以掳掠、抓捕的方式将受害妇女带到其驻扎地、据点、炮楼内，由日军在炮楼里或旁边腾出些地方即成为所谓“慰安室”。这种为日军充当性工具的受害妇女，在华北地区极为普遍，人数也较多。她们被征用的目的与前述妇女一样，而所受的迫害与虐待更远甚于那些在城里固定慰安所里的慰安妇。
    在据点周围地区，有大量妇女被据点日军随时抓捕来充当临时慰安妇。日军战俘土屋丰治供认：“1942年9月，在山东省淄川县磁村，我以少尉分遣队长身分，命令翻译由博山县博山捉来两名中国妇女（约20岁），组织分遣队员20名轮奸了三天（慰安妇）。”该犯还供认：“1943年7月，在河北省唐山市河南村，我以少尉小队长资格，将村里的两名中国妇女（约18岁），捉到房山县中队本部，为了欺骗中队的勤劳士兵，组织了50名勤劳士兵，把该两名中国妇女轮奸了五天。”（注：1954年土屋丰治罪行供述，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卷号119-2-423。）盘踞太原西里街的日军少尉队长平山，向洛阳、马村、里解、刘家堡等周围23村，每天要4个女人，各村轮流。和顺马坊据点的日军，向附近各村每天要年轻妇女5人，7天换班一次，放回时由家中派人抬回。（注：《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年5月16日。）这样强征据点周围妇女的行为在当时非常普遍。
    据晋冀鲁豫边区的不完全统计：冀南区到1943年底有据点1103个，太行区到1941年有700多个；太岳区到1941年有320多个；以上还不包括日军在铁路沿线建的据点。华北的五大根据地加上日军在铁路沿线的据点，最少有1万多个。仅在1942年初，日军在河北省南部即修筑了1100个碉堡，通常每14个村庄即有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驻有日军25名的一个分遣队。从1941年日军开始对华北重点“扫荡”算起，到1944年底华北军民开始局部反攻，如以每个据点强掳奸污妇女10至20人计，约有10至20万名妇女被强奸和性奴役。实际情况可能要比此数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