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成为现代中国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震撼力外，还与现代中国激进主义所建构的强势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不讳的事实。因而伴随这种意识形态的解构，对“五四”运动的争议、反思甚至批评，也就成为近年来学术界一件引人注目的事。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五四”运动与自由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由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自由主义与“五四”运动的历史关系，已有论者进行了详尽的叙述。自由主义作为历史见证人，如何阐释“五四”运动，则鲜有人论及。本文试以胡适为例证，对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的内在关联作一疏导，通过这一论述，对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特点和运作方式，我们也许能获致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五四”话语与“五四”传统
    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五四”运动，即它不单指1919年的“五四”事件，还涵盖前此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主要由两大思潮催化而成，即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潮汇合的历史缘由在于他们对于反抗传统的文化专制主义和致力于建设民主政治有着共同的兴趣。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所提出的“民主”、“科学”，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为他们的共识。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姻缘结合，为运动的推进注入了双重动力，但两大思潮毕竟渊源各自，取向不同，个性迥异，这也就注定了他们分化、离散的结局。
    “五四”运动的双重动力决定了与其相联的双重色彩。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曾如是描绘那场震撼全欧洲的法国大革命：“18世纪和大革命，像共同的源泉，生成了两股巨流，第一股引导人们追求自由制度，第二股则引导人们追求绝对权力”。“五四”运动也呈现类似的情形。以它与前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相联系的一面看，“五四”运动发展并强化了两种观念：革命与民主。在观念形态上，革命将人们引向对旧制度、旧思想、旧习俗、旧生活方式的反叛；民主则成为人们谋求建立新社会、新政治、新道德、新生活方式的价值标准和观念基础。两者并非一回事。革命不等于民主，相反，革命过程中时常伴随不容忍，伴随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有时会与民主冲突，甚至以牺牲民主为代价。民主也并非革命，民主是各种政治派别都要遵循的行为规范，是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相互依存的社会契约，是承认人各有其价值并听其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民主是一个历史过程，谋求民主的方式，渐进往往比革命更合理、更富有成效。
    革命与民主是“五四”运动中真正具有影响力并渐次上升为主流的两大观念。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革命和民主并不是“五四”运动的发明。在此之前的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既提倡革命反清，又追求民主共和。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革命与民主相结合的一个成果。这一成果无论从它的内在构成，还是从它植根的社会土壤来看，都很幼嫩。民国初年所出现的政治乱象和文化复古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民主意识和革新观念极为脆弱，一大批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海外，更是说明新旧力量对比的格局没有真正改观。新文化运动蔚然成为不可阻挡的新思潮，并衍及政治层面，爆发了“五四”事件，在观念上产生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革命的观念深入社会，是否革命成为进步与反动的分界线；二是民主成为支配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能否民主构成他们评估政治好坏的标准。这两大观念相互重叠，又相互矛盾。它们的突破得力于“五四”时期鼎盛一时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阐发。激进主义以“决不容他人匡正”的革命姿态推动文化革新，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得力于这种精神的激励。自由主义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打破传统的“道统”观念，民族文化所蕴藏的内在能量从而得以迸发。不过，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他们的思想性格形成中都存在内在矛盾和外在冲突。激进主义并不排斥民主，但他们对革命的热情以及不择手段，最终将他们推向了反民主的道路。自由主义也不反对革命，但他们对纯正民主生活方式的追求，使他们不得不抛弃日渐暴力化的革命，走上了渐进之路。这两大思想派别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强化各自的思想定势，构建各自的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了与“五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大传统：激进主义的革命传统和自由主义的渐进传统。
    “五四”运动的双重动力和覆盖在它之上的双重色彩，以及与它相联结的两大传统，决定了诠释这一运动的话语（Discourse）〔1〕的两重性，亦即本文所欲提示的“五四话语”的两重性。
    激进主义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自己的强势意识形态，它所构筑的话语系统因此也成为一套强势话语。它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从陈独秀开始，中经瞿秋白、新启蒙运动，到毛泽东臻于成熟。陈独秀高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瞿秋白突显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三十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则构筑了启蒙与救亡两大命题，毛泽东高屋建瓴，对“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历史作用作出合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解释。随着激进主义对“五四”运动这一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题材的有力阐释，“五四”话语权力也渐次被他们所掌控。半个世纪以来，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引导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流，不难想象，进入“五四”运动这一研究领域的绝大多数学者自然也接受了革命话语的洗礼，在研究思路上表现出与这套话语系统的衔接。
    自由主义从二十年代以后创建《努力》、《现代评论》、《新月》，到三十年代创办《独立评论》，再到四十年代后期发刊《独立时论》、《观察》等刊，为追求自己的民主政治理想做出了艰苦的探索，然而因种种历史条件限制，它未能建构起成熟的思想体系，更不用说意识形态。因此，它构筑的话语系统也只能是一种弱势语言。“五四”时期，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对新文化运动应具的精神气质和理性选择作出明确的阐释，这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献。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运动的希望》，他们也是以知识领袖的身份来引导一发不可收的学生运动。在二十年代末的人权论战中，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更是以历史见证人的立场对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作出强有力的说明。从这以后，自由主义似乎感到时代与其阐发的“五四”传统愈来愈脱节。到了三十年代中期，面对一股贬低“五四”，否定民主的潮流，那些曾在“五四”运动叱咤风云的老将，除了表示辩驳和不满，还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些例证，1935年“五四”过后，胡适就禁不住悲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关。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2〕1938年 ，回归“五四”民主立场的陈独秀也颇为忧虑，他说：“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了，时代已经走到前面，人们的思想如果还停留在‘五四’运动时代，那就未免太落后了。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吗？要研究‘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必须要明白‘五四’时代是什么时代，并且必须具体的指出‘五四’运动时代要求的是什么，现在是否还有这些要求，如此则‘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时代性，和这一时代现在是否已经过去，便不致闭眼胡说的了。”〔3〕1943年， 傅斯年为纪念“五四”也写道：“我从来不曾谈过‘五四’，这有个原故：第一，我也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说来未必被人认为持平；第二，我自感觉‘五四’运动只有轮廓而内容空虚，在当年--去现在并不远--社会上有力人士标榜“五四”时代，我也不愿附和。”“但，现在局面不同了，‘五四’之弱点，报上常有所指摘，而社会上有一种心理，即如何忘了‘五四’，所以今年颇有意思写写当年的事实和情景，以为将来历史学家的材料。”〔4〕他们三人言谈的基调都包含一种失落感，这表明他们已从主 流退居边缘。对于自身与时代关系有脱节感、隔膜感，这是自由主义者在三、四十年代的共同体认。胡适在1933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明白吐露了这种心情，当外人向他介绍受到“普罗”文学影响的作家老舍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观点，即：（1 ）浪漫主义时代（“五四”以后），（2）爱国思想时代（北伐时期），（3）幻灭时代（南京政府成立以后），（4）潜伏思想时代（今日）。他不同意这种分期法， 随即提出：“（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体主义（Collections）时代， 一九二三年以后，其论为民族主义运动，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5〕胡适的分期不仅是观点有别， 更重要的是他所依据的标准迥异，即“个人主义”。潜意识中他流露出来的是对大革命以后历史转向的不满，和对“五四”的民主传统的失落的深深忧虑。
    五十年代以后，文化保守主义借“五四”这一话题不断攻击自由主义，逼使胡适从“五四”话语中淡出。他不仅称“‘五四’运动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而且在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中，除了披露自己“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天不在北京这一事实外，还表示“我是的确不负领导“五四”责任的；说是我领导“五四”的，是没有根据的。”〔6 〕胡适的谈话，除了悄悄地修改自己对“五四”运动的观点外，还表明他开始从“五四”话语中淡出。胡适晚年的这一转变，一方面是由于台港的文化气氛向保守方向的急剧演变和当局的压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支配了“五四”的话语权力。这样一来，“五四”研究在海峡两岸一度出现了明显反差：在大陆，由于强势意识形态的参与，成为一门“显学”；在台港，由于自由主义的淡化和周围环境的压制，变成一种禁忌。
    革命话语系统对“五四”话语权力的掌控，在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两个消极后果：其一，“五四”传统内含的丰富性被某种单一的话语所阐释，其中某些成份和因素，诸如革命、爱国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等，被不成比例地扩大；而另外一些与自由主义相关的思想，如个性主义、思想自由等，则被淡化，甚至忽视了。由此阐释和助长的“五四”传统实际上不过是激进主义的革命传统。其二，绝大多数学者由于接受了革命话语系统的思想熏陶和语言训练，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习惯于从反帝反封，或启蒙与救亡的视角透视“五四”运动，因此，如果不改换话语，研究思路很难有所改变。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历史实在、历史话语、历史思想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其中历史语言在表述历史实在和历史话语中担当媒介作用，历史实在必须通过语言来叙述，历史思想寓义于历史话语之中。当人们运用某一理论范式时，除了接受它的方法、观点的示范作用，还暗示了它的语言的典范性。由此我们又不难发现，为什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围绕“五四”运动的研究充斥着反帝反封、启蒙救亡这些词汇，历史语言对一般学者的潜意识影响常常能制约和诱导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迄今为止的“五四”运动研究“山穷水尽”难以突破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