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革命对话：胡适看“五四”运动
    有关胡适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以及他在运动中的表现，已有论者作了详尽的研究，〔7 〕我在《自由主义之累》一书中也涉及这一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但并不是“五四”事件的策动者，他在“五四”发生以后，对学生运动持支持和赞助的态度，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胡适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如何解释这场运动？大体说来，胡适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关注焦点略有差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重心的变迁和转移。
    1920年“五四”一周年之际，胡适与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一方面肯定“五四”以后一年来学生运动的五大成绩，即“引起学生的自动的精神”；“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引起学生的作文演说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引起学生求知识的欲望”，并为学生运动辩护道：“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涉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另一方面，也指出学生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罢课在精神上的损失包括：“（一）养成依赖群众的恶心理”，“（二）养成逃学的恶习惯”，“（三）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因此，胡、蒋两人对于学生的希望“从今以后要注意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8〕
    1921年5月2日，胡适为纪念“五四”两周年，又发表了《黄梨洲论学生运动》一文，文中介绍了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对学生起事的看法，特别提到“理想的学校应该是一个造成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表示“我的意思只是因为黄梨洲少年时自己也曾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他著书的时候已是六十岁的人了，他不但不忏悔他少年时代的学生运动，他反正正经经的说这种活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这样一个人的这番议论，在我们今日这样的时代，难道没有供我们纪念的价值吗？”〔9〕显然， 这篇文章是胡适对学生运动的辩护词。
    1925年5月爆发了“五卅”运动，学潮又起。 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胡适又写下了《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文中特别提到“我们观察这七年来的‘学潮’，不能不算民国八年的“五四”事件与今年的五卅事件为最有价值。这两次都不是有什么作用，事前预备好了然后发动的；这两次都只是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纯然是烂缦的天真，不顾利害地干下去，这种‘无所为而为’的表示是真实的可爱的。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在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的前提下，又指出“但群众运动总是不能持久的。”“所谓‘民气’，所谓‘群众运动’；都只是一时的大问题刺激起来的一种感情上的反应。”因此“我们要为全国学生下一转语：救国事业更非短时间所能解决，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行，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10〕
    由上观之，这时期胡适对“五四”运动主要是从狭义的角度去阐释。他对学生运动的观点可归纳为两点：一是肯定学生主持社会正义的热情和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鼓励学生有效地参与社会政治事务；这与胡适本人对政治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对政治有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他受杜威的影响，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应有责任感，事实上胡适本人创办《努力》，为《现代评论》写政论，宣传杜威的社会政治学说，也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二是他对学生运动的发生和规模也作了有条件的限制，他不希望滥用学生运动这种“很不经济的事”。这又与他对学生运动干预政治，政治反过来又操纵利用学生的循环有所警觉有关。蒋梦麟曾在《西潮》一书中回忆起二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提到学生因“五四”运动的成功而渐渐失去理性的控制，滥用罢课这种极端的手段，不但向政府、外国列强示威，而且拿学校管理部门和教师“作为战斗的对象”。〔11〕这自然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当时，部分在学校任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此感到不满，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人都曾出面疏导。胡适对学生运动的这种矛盾态度使他对“五四”运动的积极意义只能作有条件的发挥和说明。
    第二阶段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1927年，国民党借国民革命之力建立了新政权，但它上台后，就对异己力量表现出极不容忍的态度。无论是以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资格，还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胡适都无法接受这种以“革命”名义出现的新式独裁，他先后创办《新月》、《独立评论》，倡言人权、民主和思想自由，并就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重新作出创获性的解释。
    1929年10月，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文中就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12〕对大革命以后上升为主流的革命话语公开提出批评。二是“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应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在于指出欧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质文明比我们中国高明，连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风俗道德都比我们高明得多。陈独秀先生曾指出新文化运动只是拥护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科学），一位是德先生（民主）。吴稚晖先生后来加上一位穆拉尔姑娘（道德）。”而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国民党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的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对国民党在文化领域怂恿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潮给予了批驳。
    1935年5月，为纪念被时人冷淡的“五四”， 胡适接连发表了《纪念“五四”》和《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两文。在《纪念“五四”》一文中，他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对新文化运动如何由文化思想层面衍及政治层面的原初动力作了解释。特别提到蔡元培先生于1918年11月在北京天安门所作《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原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鼓励和引导作用。爱国青年学生“他们赤手空拳替国家民族争回了不少权利。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五四运动’，我们的代表团必然要签字的。签了字，我们后来就不配再说话了。”文后赞成孙中山先生对“五四”运动的评价，结语说：“我们在这纪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细细想今日是否还是必有‘赖于思想的变化’，因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13〕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胡适除了再一次回顾“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意义外，又就自由主义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作了说明。该文以张熙若先生纪念“五四”的一篇文章《国民人格之修养》为引言，张从广义的角度理解“五四”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他充分承认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缺点和流弊，尤其在经济方面。但他指出个人主义有它的优点：最基本的是承认个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来源。他又指出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神髓是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对张的这些观点，胡适“大致赞同”。并点明张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胡适重申：“我们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就感觉有仔细说明意义的必要。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伴随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以及社会主义思潮流入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否定个人主义的潮流，对此胡适反驳道“平心说来，这种批评是不公道的，是根据于一种误解的。他们说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这是滥用名词的大笑话。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辛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仁人志士都是资本主义的奴才吗？”他重提“五四”时期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过的一句老话：“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