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进一步探讨了“五四”运动与“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区别至少有两点：“一是苏联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苏联输入的铁的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张是显然带有‘世界观’的色彩的。《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严厉的批评指斥中国旧文化。”“但孙中山先生屡次说起鲍洛庭同志劝他特别注重民族主义的策略，而民国十四、五年的远东局势又逼我们中国人不得不走上民族主义的路。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国民革命的大胜利，不能不说是民族主义的旗帜的大成功。”据此，胡适认定“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不完全和‘五四’运动同一个方向的”。
    从胡适这一阶段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思想倾向，他将“五四”运动注入了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并与此后的“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新政权加以区分，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而隐含在这些观点之后，胡适实际上设定了一个对话对象--革命话语系统。他批评“铁的纪律”，提倡思想自由；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面向世界的开放意识，都是为了与革命话语争夺话语权力。职是之故，胡适对新文化运动也好，“五四”运动也罢，都作了充分肯定。
    第三阶段是五十年代以后，此时大陆易帜，毛泽东从建构新的意识形态出发，组织了“胡适大批判”运动，许多知识分子纷纷与胡适划清界限；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对自由主义者也是或公开打压，或幕后怂恿攻讦，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面对自由主义不得伸展的困境，胡适重新反省“五四”运动。
    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中用整整三章的篇幅叙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与前两个阶段不同，在这里他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区别开来。关于新文化运动，胡适给其一个特定名称--“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名称并非胡适的发明，“五四”时期《新潮》的英文刊名即为“Renaissance”（文艺复兴），胡适1933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演讲介绍新文化运动，他使用的英文题目也是“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晚年之所以特别强调使用这个名称，除了英文叙述的方便外，还有其特殊的意义：其一，人们通常理解新文化运动，受激进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影响，往往容易强调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的一面，忽略其与历史联系的一面。胡适使用这个词汇，是为便于从中国人文传统自身演变的视角理解新文化运动，这一点在他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国传统与将来》为题的两次演讲中得以充分展现。其二，人们往往局限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结果导致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重构，这与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并不相符。胡适指出它的深层意义是追寻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故他重申新文学是“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其三，新文化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陈独秀“必以吾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胡适以为这种“启蒙的敲诈”是激进主义那种极不容忍的革命精神的典型表现，他坚持自己当初的主张，即新文化的发展只能是自由讨论，循序渐进。因而他力避使用为法国大革命开路的“启蒙运动”这一词眼，后者更具有革命的气质。关于“五四”运动，胡适虽然肯定了“这项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但以他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5〕胡适第一次提及“五四”时期他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他解释说：李大钊“所说的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依赖该特殊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群众运动，所以他是从一个革命家，一个社会革命家的信徒的立场出发的。”与他所考虑的“主义”这个问题并不相干。胡适还谈及“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他对从苏俄输入的新式“民主”不以为然，认为民主在中国被人曲解，因此他又特加说明“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16〕他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论述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法则的真实内涵。在《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中国哲学精神里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等文中，他甚至试图说明中国人文传统与现代意义的民主、科学并不冲突。〔17〕
    胡适晚年在他的演讲和政论中一再重复。说明上述论点，其言至诚，其语则哀。由于它是在自由主义退处边缘以后发出的一种争辩，当时产生的影响力已极为有限。它内含的思想价值和合理内核，也只能留待后人去挖掘和评估。
    综上所述，胡适对“五四”运动在不同阶段透视的侧重面不同，陈述的观点也略有差异，但贯穿于其中的基本立场并没改变，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同时，从胡适的观点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都设置了一个或明或暗的对话对象--革命话语系统。这与他在其他文化论战的主要对象似有差异，他在文化方面的论敌主要是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建构了一个反“五四”话语系统。保守主义虽在文化方面仍有一定市场，但政治上却失去了感召力。在现代中国，政治上真正得势的是激进主义，随之出现的革命话语也成为一种更具诱惑力的话语。因此，由于“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次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也有其政治文化的内容，“五四”运动这一历史题材所具备的政治意义就不显自明了。胡适把革命话语作为自己的对话对象的理由也在此。革命话语系统在大革命以后上升为主流地位，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它不但不否定“五四”，反而强化“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色彩。对此，胡适始终存有一种戒慎恐惧的心理。他理解“五四”，也认同“五四”，但他深知如不把“五四”的意义从理性化的角度加以适当的解释，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真实内含予以深刻挖掘，“五四”运动的内在局限就会放大，它本应有的历史里程碑意义也终将丧失。正因为如此，胡适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就“五四”运动的现代意义作出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