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重商主义国家曾不同程度地对工业生产采取支持、扶植和保护的政策，但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贱买贵卖”以吸收更多外国的货币流入本国。实际上，工业生产只服从于短期的商业利益。比如，在法国，工业着重发展的是奢侈品生产，在柯尔柏主义盛行的年代（1661-1683），政府强化了行会对工业的管制，强制性的法规达200种。这样的工业，可谓是戴着镣铐且跛脚而行的工业。不止如此，政府出于自私的财政动机，还往往以重税扼杀工业甚至商业本身。比如，西班牙在16世纪末的交易税课率，便高达商品价格的30％，甚至40-60％。即便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当权的商人寡头也只关心与已有关的商业部门（如鲱鱼贸易），他们拒绝采取其他国家已实行的工业保护政策和补助金制度，同时又把繁重捐税强加在沿海省份身上。按政府规定，每一英亩地应征的筑堤费、排洪费、维修费总共达90便士。从18世纪起，荷兰工业，包括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均处于技术停滞、生产倒退的境地，当别的国家已生产坚实的平甲板船时，荷兰仍只能生产老式的齐腰平底船④。我们肯定过重商主义曾经促进过工业的发展，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发展又不可能是全面、充分和持续的。
    至于农业，则完全受到了重商主义者的鄙薄和歧视。这是由于当时的农业“还处在封建形式中，还是当作直接的生存源泉为生产者本身服务。产品大部分并不转化为商品，因而也不转化为货币”⑤。在重商主义国家，政府为了保护商业，往往不惜牺牲农业和损害农民利益。扶商而伤农成为重商政策的一大特色，农业也因而日益凋零。比如，在西班牙，“因梅斯塔”（贵族羊群所有者组织）可以随意把耕地变为牧场，其羊群在执法官陪护下享有啃食大路两旁庄稼的特权。在法国，柯尔柏政府为了减低商品成本，下令禁止本国粮食出口而同时又允许外国粮食进口，以强制性地压低本国粮食价格。在德国，随着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容克地主的庄园经济获得很大发展，但由此却导致了17、18世纪“农奴制再版”的历史悲剧。意大利和荷兰的情况也不例外。前者长期呈现先进的商业与落后的农业、富裕的城市与贫困的农村并存的局面，在城市经济衰败之后，意大利才发觉自己原来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家；后者的农村经济虽然出现商品化的趋势，农业技术也曾居于欧洲前茅，但商业资产阶级只热衷于在农村购置地产以获得地租，并且为了城市利益，还竭力限制、阻挠农村商业、工业的发展。商业资本在荷兰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它的消极方面不能不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使荷兰的农业逐渐失去在欧洲的领先地位。
    重商主义对工业制约尤其对农业漠视的弊端，还由于下述情况而更显严重。我们知道，货币及商业资本，在历史上均早已有之。就其自然属性来说，它们作为商品流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不同的社会中都起着维持商品流通的功能。但另一方面，货币和商业资本自身又不具有独立的社会属性。马克思说过，商业和世界贸易“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影响”，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⑥。他还指出：“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⑦。这就告诉我们，货币和商业资本必然要与一定的生产方式连在一起，其历史作用与流向总受制约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引力微弱，作为重商政策实施主体的国家又没有或缺乏近代产业的意识，加之货币本身十分活跃的特性，因而，过量的货币便会游离于工农业生产领域之外，或循环投向商品流通领域，或成为生息资本，或投掷于当时无休止和大规模的战事，或消耗在上层社会奢侈淫逸的生活上，而不论哪种情况，都只能进一步削弱物质生产部门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西班牙在16世纪时曾支配全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5％，1503-1660年，仅塞维尔市就运进18.5万公斤黄金和1688.6万公斤白银，但国民收入的一半归180家显贵和16万名天主教僧侣所有⑧。 大量的金属货币被统治阶级用于购买国外奢侈品和军需品，也就是说，并不是在本国而是在国外转化为工业资本。时人拉蒙·卡兰多对此有过这样的描写：“西班牙就象一张咀，填进食物，咀嚼食物，仅仅为了把它送进别的器官，除了经过的气味和偶尔粘在牙齿上的一点碎屑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⑨。统治阶级的腐败成为封建专制的西班牙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本来就缺乏工业传统的西班牙，由此而更加葬送了经济发展的前景。法国的情况人所熟知，可略之不及。在荷兰，商业资产阶级在致富之后也往往沉醉于生活的安逸舒适。为窥其一斑，这里仅转述荷兰史著作对其乡间生活的一段描述：“布罗克村离阿姆斯特丹只有6英里。共和政体结束时，这里大约有100座商贾的住宅。许多家的大门上饰有17世纪时期的木雕，记述着他们家族的发迹史……村上的道路洗扫得干干净净。每座住宅的前面都有一个小庭园，小径上面铺垫着贝壳和玻璃片、瓷片，灌木都经过精心的剪修。宅内的摆设则有法国的家俱、窗帘，英国的地毯和枝形吊灯……”⑩。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上述几个国家最后都落得一个财库囊空如洗的结局。柯尔柏曾宣称重商政策将会使路易十四成为“全世界的主人”，实际上在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时，却留下了25亿锂的财政亏空，而同年的财政收入尚不足7000万锂。西班牙自16世纪后期起，政府已不得不一次次地宣布财政破产。荷兰在1688-1713年间，国债也增加了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