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与重商主义相伴出现的，首先是商品经济向广大农村的不停顿进军。13-14世纪，在西、北部崛起的畜牧地带，为这一进军铺垫了最初的出发点。1485年都铎王朝建立后，英国开始长期系统地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由养羊业带动起来的外向型毛纺织业，以农村为基地迅速地发展起来。14-17世纪，英国产毛羊由450万头增加到1200万头，全国毛纺品的一半销往国外。除毛纺织业外，采矿、炼铁、制皂、造船等乡村工业也均兴起，从而开始了美国学者门德尔斯所谓的“原始工业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粮食生产也呈现较明显增势。这是因为，自14世纪英国农奴制消亡以后，自耕农成为农村基本群众，自耕农一般每户拥有30英亩份地，且货币地租固定，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产积极性均获得改善和提高。有的学者估算，其年净余率可达20％，当时粮价又持续上升。在托马斯·孟著作中，曾提及每夸特小麦国内价格为25先令，而到1770-1779年间，已上升到45先令1便士。手中有了余粮的农民，成为具有市场意识和一定购买能力的市场参与者，农村商品经济因而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英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国内市场也日益被开拓，这是其他重商主义国家难以做到的。此外，英国政治和行政的统一，统一的货币、度量衡（仅兰开斯特例外）、关税制度，特别是政府一系列出台的保护工业、航运业、奖励出口的法令，对于英国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商业霸权的确立，也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保证作用。
    英国用农村商品经济这根坚韧的纽带，把商业和农业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有效地解决了其他重商主义国家难以克服的矛盾，从而提供了商业、农业、工场工业同时并举和相互促进的成功范例，这也是英国在近代经济发展道路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起步。
    法国重农主义在英国思想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显而易见，对英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已经解冻并被卷入一场真正商业革命中的国家来说，歧视商业的观点，在实践中更是行不通的。然而，重农主义的积极方面，即重视农业的呼吁和他们在法国无力付诸行动的农业变革企盼，英国却通过农业革命使之成为了事实。按巴黎大学保罗·贝罗奇教授的说法，英国农业革命大约开端于1690-1700年间，比低地国家外的欧陆国家早60-70年（14）。英国农业革命，包括生产规模、经营方式、生产技术三个主要方面。圈地运动、玫瑰战争（1455-1485）、亨利八世（1509-1547在位）的宗教改革，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农业革命的前两个方面开辟了道路，使新贵族成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大农牧场经营者。据估计，15世纪末至17世纪，乡绅数目约增加两倍。从17世纪末开始，英国又通过广泛应用一系列农艺学和农牧业生产技术的新成果，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技术革命。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已兴办起许多面积不少于300英亩的农场，耕地面积从1688年至1795年约扩大400万英亩，1700-1800年间，每一农业劳动者从能够养活1.7人提高到2.5人。1700年，英国谷类开始大量出口，在此后60多年间，出口量约增加1倍。1750年达20万吨，占英国国内粮食消费量的13％。这说明，英国粮食生产已稳定地达到了自给有余的程度，英国开始以“欧洲的粮仓”而著称。英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也超过了过去的老师荷兰。英国农业技术革命的重要倡导者阿瑟·扬（1741-1820）被公认为欧美首屈一指的实践农业的权威。他所主编的《农业年鉴》期刊，也被誉为农业百科全书。“大约从1730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农业专家们的麦加，它的榜样成为欧洲其他部分以及美国的农业革命的典型”（15）。众所周知，英国农业革命以牺牲农民利益的圈地运动作为重要前提，也就是说，是付出了极为痛苦代价的。然而，农业革命的开展，毕竟表明英国继农村商品经济起步之后，又走上了对其工业化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途程。
    上文曾强调指出，能否有效地将资金纳入本国原始积累的轨道，也是关系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商业革命、农业革命中诞生的英国新贵族，不同于西、法寄生性的封建贵族，也不同于锐气日丧的荷兰商业资产阶级，他们热衷实业、熟悉市场、精于理财、崇尚吝俭、乐意采用新技术。16世纪在英国兴起的清教，一方面鼓励人们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尽快发财，一方面提倡禁欲主义，反对奢侈浪费，用宗教的语言进一步宣扬了原始积累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英国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因而能够在经济生活中更好地发挥其主导作用。比如，在农业技术革命中，阿瑟·扬和不少新技术的倡导者，如提倡四圃制的唐森德、《马耕法》的作者塔耳等，都出身于乡绅，连国王乔治三世也亲自兴办农牧场并以“农夫乔治”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