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重商主义失败的原因有过许多探讨。比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写道：“重商主义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思想上的各种原因，也有国内的政治压力……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以往的重商主义是一种行政方面的失败……”（11）。但我们根据上文所作的分析，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商主义走向衰败的最重要原因和它的根本要害，就在于始终不能把发展物质生产力摆在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上。其后果是：工业难以充分发展，农业日益落后，国内市场狭窄，工业化历史走向无法形成。不论是主要依靠过境贸易而兴旺的商业国，还是主要依靠武力支撑的军事强国，由于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最终都难免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
    农业是为全社会提供起码生活资料的敏感部门。当一个国家的农业备受摧残的时候，整个社会便不仅失去支撑其发展的依托，而且连眼前的生存条件也受到了威胁。于是，人们的目光又不得不回归到了农业上。法国是西欧重要的农业国家，也是农业受害极为深重的地方，故这种情况表现得格外显著。伏尔泰当时曾这样写道：“把诗文、喜剧、小说、道德观念、神道学说等问题谈厌了的民族，到头来，讨论面包问题了”。在经过长时间理论上的酝酿之后，法国一部分出身贵族的“经济学家”和政界人物，终于在18世纪50-70年代形成了被奈木尔取名为“重农主义”的新学派。重农主义也以重商主义的对立面出现。以魁奈（1694-1774）、杜阁（1727-1781）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者，从“纯产品”（指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实质即剩余价值）理论出发，坚决认为只有农业才能提供纯产品从而增加社会财富，因此，也只有农业才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商业、工业则都是不生产、不结果实的。既然农业是国家致富的根本，农业也就理所当然地应居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并受到国家的保护。魁奈屡次强调：农民贫穷，国家就贫穷，国王也因而贫穷。在某种意义上说，重农主义是重农思想在新历史情景下的延伸和理论化。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农业能提供更多纯产品，重农主义者十分重视农业的规模效益，因而呼吁增加农业投资和发展大农业；出于保护农业的利益，他们还提出了实行经济自由的主张。魁奈写道：“用于种植谷物的土地应当尽可能地联合成由富裕的土地耕种者（即资本家）经营的大农场，因为大农业企业与小农业企业相比，建筑物、维修费较低，生产费用也相应地少得多，而纯产品多得多”（12）。魁奈还提出了“任它做去，任它走去”的口号。
    重农主义的经济理论，从总体上看，并不是科学的，他们对货币的鄙薄和对商业（尤其是外贸）、工业的否定态度，都是错误的。但它的出现，在当时仍有着不能抹煞的积极意义。在理论方面，重农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作有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在实践方面，重农主义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部门的关注，重新肯定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及时表达了对农业进行资本主义性质变革的企盼。然而，农业要真正获得历史性的进步，有赖于上层建筑、土地所有制度、农业经营体制、生产技术等方面的综合变革。而这些显然都是以重农主义者为代表的法国开明贵族所没有能力解决的。因此，在杜阁于1774-1776年出任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时，重农主义的主张便只能弱化成一系列试图减轻农民负担的改良措施，而这些措施又由于来自贵族和大商业资产阶级的反对而流产。重农主义虽然在法国遭到失败，但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间，它在其他一些国家中，仍引起过不同程度的回响。不过，要形成象重商主义那样规模和影响的实际运动，则是不可能的。
    真正富国强邦的道路在哪里呢？至此，仍然是摆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面前的一个课题。就在欧陆国家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的实践最终相继失败时，英国却凭借其历史的社会的优越条件，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对上述的历史课题作出了当时最佳的回答。
    英国也是一个典型的重商主义国家。较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英国能够最大限度地持续发挥重商主义的积极历史作用，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克服重商主义的消极影响。从理论上看，英国的重商主义思想家是第一流的，其中最杰出者托马斯·孟（1571-1641）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马克思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在该书中，托马斯·孟把重商主义早期的“货币差额论”改造成更为积极、进取的“贸易差额论”，提出了“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的著名公式，并辟专章讨论其具体的途径和手段。在他的论述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认为发展生产是发展贸易的必要条件和主张发展商品性农业。他写道：“而我们要注意的，乃是小心谨慎和孜孜不倦地将我们的努力放在时间上，决不偷工减料，做好我们的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使之获得更大的重视和使用”。他还指出，英国如果能充分利用荒地，“便可以自行供应现在还需要向别人去买的苎麻、亚麻、绳索和烟叶以及其他各种货物”。二是：提倡厉行节约和实施反浪费的法律。他写道：“如果我们认真节约，在饮食和服饰方面不要过多地消费外国货，同样地也可以减少我们的进口货”，“我们对于自己的自然财富的消费，如能加以节约，同样也能增多我们每年对于外人的输出量”。他批评说：“在这一方面，因为风尚屡变，经常在改，所以大大增多了浪费和开支，这类恶习现在在我们之间确是骇人听闻，较先前的时代尤甚了”。他认为，如果实施防止过分浪费的良好法律，“这种恶习或许就可以很容易地纠正过来”，“勤劳努力的生活所享有的荣誉与利益，远远超过由于缺乏品德而把一份大遗产消耗净尽”（13）。托马斯孟的见解，对于英国社会经济健康主流的发展，无疑起着积极的影响。从重商主义的实践看，下述事实表明，英国也是最为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