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封建社会历史比较研究取得真正科学的成果，必须在历史规律的统一性及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的关系上，以及在各国封建社会的共同规律及其与不同类型、不同国家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的关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本文仅就此做些初步探讨。
    一
    在讨论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之前，我们先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展示几个涉及封建社会历史比较研究的实例，以便于对照。
    先看看马克·布洛克的比较研究。
    布洛克是驰名当今西方史坛的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他虽早已献生于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但至今仍被西方学者誉为“以往比较史学流派中一位最杰出的名家”①。他的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当今西方史学中仍有一定代表性。
    布洛克认为，在社会历史研究中，“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②。把布洛克的意思归纳起来，似乎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过比较对已有的解释或结论进行验证，对之提出肯定、否定或修正的意见，甚至提出新的结论。二是在比较中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事实，或至少可以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有的学者把布洛克的比较研究方法称为“假设验证的逻辑”③，颇有一些道理。不过，以笔者之见，称之为“模式验证法”似乎更为明瞭易解。
    布洛克的模式验证法，在他的《封建社会》第32章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他力图对不同国家封建制度异同的比较研究做出一个概括性的提示。
    他首先根据欧洲各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一些明显的“类似之处”，提出了一个封建社会产生过程的模式：在蛮族入侵过程中，原来的“基于亲族关系的社会”（指日耳曼社会）和“国家权力统治下的社会”（指罗马社会）走向瓦解。“入侵把两个本来处于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社会强制地并合在一起……社会交往受到极大限制，货币流通极度萧条”。由此形成的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1）“一个居于从属地位的农民阶层”；（2）“盛行服役的领有地（即采地）”制度，“以代替无法实行的薪俸制”；（3）“一个职业军人阶级的至高无上地位”；（4）“在军人阶级内部把人与人联系起来，具有所谓附庸制的特别形式的服从和保护的纽带”；（5）“必然导致混乱的权力分散状态”；（6）“与此同时，其他的联系形式，家族和国家，保存了下来……”④。
    然后，他用这个模式衡量日本历史。他认为，“在日本历史的黑暗时代，我们隐约地看到一个建立在真实的或虚拟的血亲集团基础上的社会。然后，到纪元七世纪末，在中国的影响下，一种政府制度建立起来……最后，在十一世纪左右，一个时代开始了……它的到来似乎（与我们现已熟悉的那种型式相符）同商业活动的明显萧条相一致。因此，在这里也象在欧洲一样，‘封建制度’出现之前似乎曾有过两种极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且象在我们这里那样，它曾深受那两种形式的影响”。然后，他进一步从特征上比较，认为日本也是“在农民阶级之上一个职业武士阶级成长起来，人身依附的纽带就在这些武士圈子里发展起来……不过，与欧洲的附庸制比较而言，日本的附庸制的服从性多得多，而契约性则少得多，……附庸主要靠他们的领有地的地租过活。然而，他们人数太多——显然比欧洲多得多——因而不可能建立起有利于他们的、对人民拥有广泛权力的真正的庄园……而且，在这片土地上，灌溉的水稻田代表着农业的主要形式，这种技术条件与西欧的作法如此不同，以致农民的从属地位也相应地具有了不同的形式。”⑤
    经过这样的比较以后，布洛克认为，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相当可靠的结论：封建制度并不是‘一椿在世界上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件’。象欧洲一样——虽然具有必不可免而且根深蒂固的差异——日本也曾渡过这一阶段，其他的社会是否也经历过它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原因何在呢？它们是否同所有那样的社会或许都是共同的呢？这有待于将来的著作提供答案。”⑥
    布洛克是一位治学谨严而且成果卓著的学者，他在中世纪史许多领域运用比较方法做出过不少贡献。就以上述实例来说，他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能对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做出那样的归纳，而且通过他的比较研究肯定了封建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不可能是一种偶而出现的个别现象。这些见解都已多少触及到了一些本质性、规律性的问题。这在西方史学中不能不说是出类拔萃的成就。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的比较方法毕竟是一种实证主义方法把那种方法用于一些局部性的问题上固然可以取得一定成果，但也总不免同时留下许多新的疑问；而把那种方法用来探讨诸如各国封建制度的共同性和差异性问题。特别是导致各国封建制度产生的“原因何在”的问题，就显得那样的贫乏无力，以至他也只能提出而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况且，就在他所归纳的封建社会的产生过程和基本特征的模式中，已有不少漏洞。例如他所列举的促成封建社会产生的几种因素之间，以及他所列举的封建社会的六项特征之间，彼此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似乎只是一堆偶然因素的偶然凑合。这样一来，当然也就无从探寻导致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普遍规律了。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本来就认为：“一个社会象一种精神一样，是由无穷的相互作用力交织而成的，……经济和精神状态的分析……对于研究社会结构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们都是一种出发点”⑦。也就是说，他只承认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不承认在那些相互作用的因素之间毕竟有一定的因果层次关系，更不承认有一个最终起决定作用的终极原因，当然也就不会承认在社会历史中有一种终极的因果必然性或普遍规律了。因此，他不可能把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比较研究的目的，而仅限于对“相似点和不同点”加以比较，从而去验证或发现某种模式或假设。这样当然不可能把他的比较研究纳入真正科学的轨道。
    还需指出的一点是，布洛克虽然强调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不承认任何一种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但他还是有所侧重的。如他在论及中世纪英、法、德等国对奴隶、农奴和自由人身份的划分标准的异同原因时认为，“社会等级区分归根到底是靠组成社会的人们的观念而存在的”⑧。由此可见，在布洛克的实证主义的多元论后面，还是有一个唯心史观的。
    我们再看看汤因比和接受汤因比观点的库尔本等人的比较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