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被一些西方学者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主要是由于他的《历史研究》这部长达十二卷的巨著。然而，他的《历史研究》从头到尾运用了与布洛克的模式验证法颇为相似的比较方法。按他的大体上令人可信的自述，他的历史观主要来源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感受：“这场悲剧”使他对德国历史学家斯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预言的“西方文明”走向毁灭的必然性深为首肯，由此致力于探讨历史上各种“文明形态”兴衰的自然“规律”或“固定模式”。他在那部巨著中把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划分为21个“单元”或“文明形态”，认为它们各自成为一个整体，都有相同的兴衰周期，他承认那原是“斯本格勒发现的一项自然规律”，但他觉得斯本格勒的不足处在于，“为什么是这样，他并没有解释”，而只是作出了“这种武断的命令”。因此，他就力图回答“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我们对那些已经死亡的各个文明，从其衰落至其解体所经历的道路进行经验的比较研究，我们就会在这里发现某种程度的斯本格勒式的划一性，但这毕竟是不奇怪的”了。其实，他主要是以“罗马文明”的崩溃和西欧“基督教文明”的产生过程为模特儿，建立起一套“文明”兴衰更迭的“模式”。他认为，“社会瓦解的固定模式是，瓦解中的社会分裂为反抗的无产阶级和越来越无能的统治者”；在“一阵溃退，一阵复元”的反复挣扎过程中，那少数统治者建立起“大一统国家”，“暂时制止了社会的致命的自行毁灭”；与此同时，“在少数统治者的大一统国家的机构内，无产阶级创造了一种大一统的宗教”；“再经过一阵溃退，那分解中的文明便最后地解体了，而大一统宗教则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变成后来从中产生出一个新的文明的蝶蛹。”他拿着这个“固定模式”去进行他的“经验的比较研究”，认为“与此相应的文明衰落和宗教兴起的关系，还有十几个例证。例如在远东、秦汉帝国扮演了罗马帝国的角色，而大乘佛教则起了基督教会的作用”。这样的比较研究显然是极为牵强附会而又十分武断的。问题还在于，即使承认确有那么一个“固定模式”，汤因比仍然未能从终极原因上回答“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而且，最后他仍然只能象其他一切唯心论者和形而上学者一样，把那个“固定模式”的产生原因归之于上帝，把历史归结为上帝“自己所创造的作品”⑨。
    汤因比的比较研究方法也是颇有影响的一个突出的实例：在1948、1949和1950年间，一批对汤因比观点感兴趣的美国学者，曾先后三次召开学术会议，讨论历史的解释，特别是封建社会的统一性、多样性及其历史比较研究，并专门邀请汤因比本人出席。1950年的那次会议是由“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特设的“历史统一性委员会”出面召集的，集中讨论了“不同时间和地点”出现的封建制度的异同问题。会议之后，“历史统一性委员会”秘书拉什顿·库尔本把提交会议的八篇论文连同他自己撰写的总结性论著《封建制度的比较研究》，再加上他同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瑟夫·斯特雷耶合写的导论，合编成《历史上的封建制度》一书。这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西方学者对封建制度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的唯一著作。较之西方史学界至今仍然否认历史中有任何统一性、规律性的许多人而言，该书主编者和一些撰稿者毕竟承认历史中有某种统一性和规律性，这是值得称许的。该书不少内容具有参考价值，但是，库尔本和其他一些撰稿者把封建制度仅仅看成是一种以领主——附庸关系为基础的分散的政治统治方式或政治组织，这就难于揭示它的更深一层的本质了。库尔本还仿照汤因比的方法，试图提出一种封建制度的产生模式。如他断言，封建制度是在“文明社会的兴衰”周期中出现在“一个陷入解体的文明社会的边缘地带的政治现象”，它伴随着某种新宗教而出现……等等。这个模式，显然也是把西罗马帝国灭亡、帝国边缘地带的高卢等地首先封建化和基督教的广泛传播这样一些历史现象孤立地抽出来，拼凑而成的。然后他就用这个模式去观察世界历史，认为除了西欧以外，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周朝时期和汉朝以后一个时期的中国、第六到第十二王朝和第二十到第二十六王朝时期的埃及、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印度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拜占廷和俄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都出现过“类似的”或“可能的”“封建制度”或它的某些征兆。似乎这就证实了历史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各地的“封建制度”又总是不尽相同，有的地方还根本没有出现过他那种模式的“封建制度”。似乎这就说明了历史的多样性⑩。
    从布洛克、汤因比、库尔本等人的比较研究实例中可以看到，他们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先按照自己的某种标准找出某种历史现象作为典型形态或标准模式，再用它去衡量其他类似的现象，找出相似点和不同点。他们都想要由此抽引出某种共同性、统一性或规律性。然而，由于他们难以承认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决定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共同的终极原因和由它决定的普遍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从终极原因和普遍规律的高度上去科学地认清相似或不相似的现象及其产生的根由，于是也就只能局限于主要从形式上去罗列和类比，把他们认为的相似现象等同于他们试图探寻的共同性、统一性或规律性的体现，而把他们认为的不相似现象等同于处在共同性、统一性和规律性之外的特殊性或偶然性的现象，到头来，既不能从终极原因说明为什么会有那些相似现象，也不能从同样的终极原因上说明为什么会有那些不相似现象，最后只能归因于神秘的上帝意志、或求助于实证主义的多元论或历史不可知论。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揭示，面对任何一个认识对象，大至浩瀚无垠的宇宙，小至人类认识能力迄今所及的夸克或层子，都是一个有自己运动规律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任何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都具有它的整体——部分——基本单元这样一些层次结构；它的运动规律也就相应地包含着普遍规律——特殊规律——个别性规律（11）这样一些层次。与此相应，人们对任何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的运动规律的判断，也就有普遍性判断、特殊性判断和个别性判断这样一些层次。
    当然，整体——部分——基本单元和与之相应的普遍规律——特殊规律——个别性规律这样一些层次，是随着人们的认识对象的层次的推移而推移的。人们的认识对象向上或向下推移一个层次，“整体”和“普遍规律”的层次也就相应地向上或向下推移一级。但是，无论层次如何推移，同一系统的高低层次之间，特别是两个相邻的高低层次之间都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或者说，存在着“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只不过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它们相互作用，由于差异性包含在同一性中，才具有真理性”（12）。
    人类社会历史运动也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有它的整体——部分——基本单元结构，也有与之相应的普遍规律——特殊规律——个别性规律这样一些层次。而且，人类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任何一个局部，也都相对地自成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也有自身相应的层次结构。例如，当我们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时，我们就看到它在纵向上包含着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个别地区从低级逐步向高级发展的历史，再往细看则有个别部落集团——国家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国别史；而在横向上它又包含着处于大体相似阶段上的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类型的阶段性历史和个别国家的阶段性历史。与之相应，也就有对应于整个社会历史运动的总的普遍规律，对应它的纵向或横向上的各个不同部分的社会历史的特殊规律以及对应于个别国家历史的个别性规律。又如，当我们把封建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时，我们同样会看到它在纵向和横向上也包含着不同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单元。与之相应，也有自己的普遍规律，特殊规律和个别性规律。不过，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封建社会历史这个整体又只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这个更大整体的一个特殊部分，这两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