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人传》中记载用奴婢百余人殉葬，这就牵涉到奴婢的性质和来源。奴婢的来源起初虽然限于俘虏，但已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17）恩格斯的论述，说明了在原始社会末期，不仅王权处于萌芽状态，而且奴隶制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逐渐个体化的出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内也必然要有所反映，“关于阶级关系的形成应该以墓制的研究做为基础。……在古坟以前的弥生时代的共同墓地内，已从平等到出现不平等”（18）。弥生时代中期，九州北部已经在个别的坟墓当中，发掘出中国汉至后汉的铜镜。此外，还在墓中出土了许多细长的铜剑和铜矛。这是“九州北部的弥生中期的遗迹是政治集团首长的墓。”（19）尽管九州北部特定人的墓中出现了若干殉葬品，但必须注意它和其它共同体成员一样，使用同样的瓮棺，仍埋在共同墓地。在公共墓地内的墓葬中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显示出在特定墓内殉葬品较集中的现象。其中较明显的例如“福冈县的须玖冈本遗迹和三云遗迹，从一个墓中先后出土前汉镜三十面”（20）。尽管在特定人的墓内，埋葬较多的殉葬品，但仍和其它社会成员一样使用相同的瓮棺。瓮棺是到弥生时代后期的后半才逐渐绝迹，而被其它形式所代替。
    公共墓地是原始社会特征之一，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数处列举了氏族公共墓地的事例：如该书第84页易洛魁人的氏族；第96页希腊人的氏族；第117页罗马人的氏族。除恩格斯在《起源》中所列举之外，还可以找到一些公共墓地制度的事例。二十世纪在两河流域的南部，大规模地发掘了苏美尔的一些古城遗址。其中，“埃利都神庙七一六层，有大规模的公共墓地，那里估计有一千多个坟墓。”（21）弥生时代的墓葬已有薄葬与厚葬之分，说明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的边缘。
    邪马台国已经把奴婢当做殉葬品，卑弥呼死时用上百名奴婢殉葬。是否因为用奴婢殉葬就是奴隶制社会呢？在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战俘还不能创造出较多的生产价值，就把大批俘虏杀掉，以战俘殉葬是对待俘虏的一种处置办法。所以，不能只要看到用奴婢殉葬的记载就认为是奴隶制，着重点应该注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情况。
    二阶级分化的萌芽
    公元二、三世纪，邪马台国的社会经济和前一时期相比已有明显地发展。日本学者主张“弥生时代在日本是以生产粮食做为基础生活开始的时代”（22），开始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农耕经济，最为突出的是水稻的种植，另外还种植其它一些谷物、蔬菜和麻类等。生产工具也有改进，农业上使用铁制和青铜制约生产工具，弥生时代的农耕文化和金属文化，是这个时期的两大特征。绳纹时代的渔猎与采集经济仍然一直延续到弥生时代。生产力的提高，直接影响生产关系方面的改变，阶级开始分化。《倭人传》中已有“大人”、“下户”，“生口”、“奴婢”等名词的出现，这是阶级开始分化的具体内容。但是，《倭人传》中没有记述“大人”、“下户”和“生口”（奴隶）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阶级关系，这一点是含混不清。《倭人传》中只是较详细地叙述了“大人”与“下户”之间存在着尊卑的等级差别，“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下户应“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23）但缺少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以及产品分配等诸方面的一些情况，这就必然在确定邪马台国的社会性质时，遇到极大的困难。从“公元二世纪起，慢慢地在农业共同体中，首先在动产所有方面，产生贫富差别的同时，共同体的首长阶层，把共同体的职能归私人所掌握，一方面增强了统治者的特殊性同时也形成了地域上的政治联合”（24），在原始社会内部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
    奴隶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就生产关系来讲是质的变化。奴隶制的产生必需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25）邪马台国在公元二、三世纪虽然出现了“生口”（奴隶），但史料记载多为奴婢（女奴隶），男奴隶为数甚少。奴隶的使用，主要是侍奉卑弥呼女王，殉葬、倭王向中国魏、晋献“生口”之用，奴隶在生产上还没占有一定的地位，奴隶主要是用在非生产上。卑弥呼女王就“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26）这也说明大量奴婢没有用在生产劳动上。国家是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产生，邪马国台的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矛盾激化到何种程度，是不得而知。国家的产生是“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有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27）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奠定了奴隶制国家产生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史料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更应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对待邪马台国社会性质问题，必须做到理论和史料相结合。“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28）的倾向。
    邪马台国的社会经济水平，还没有达到产生奴隶制的足够条件。只有生产发展到人的劳动力所能产生的物质，超过了仅能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才能达到“战俘获得了一定的价值”的水平（29），使用战俘劳动可以获得一定的价值，就不杀战俘，将他们保留下来当做奴隶，当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时，奴隶制社会也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