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个有胆识的政治理论家，也是一个富有理性色彩的经济思想家，他的政治理论、社会思想乃至主宰其一生坎坷命运的“二次革命论”，都和他的经济思想紧密相关。
    一、中国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陈独秀非常注重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决定作用。早在1921年8月， 陈独秀就公开宣称，“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认为中国最要紧的工作是进行“经济制度革命”〔1 〕。虽然陈独秀一生多变，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是坚定的。
    1.中国长期落后，归根于社会经济的原因。直到晚年，陈独秀还在自问自答，“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产生和培养这些败坏民族精神的血液的学说？剥肤以求，便是不得不归根于社会经济的原因了”，“在这样落后的生产力之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力，固有的道德与文化”〔2〕。
    2.社会的进步，归根于经济生活的进步。陈独秀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3〕，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主观的要求， 乃是因为客观上经济组织变化之自然趋势”〔4〕。反之， 如果一种经济制度内部不成熟，也绝不能贸然“取法乎上”。
    3.政治上的革命，归根于经济制度的革命。陈独秀反复强调，“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5〕，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6〕。由此可以看出， 陈独秀对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已经有了初步掌握，并不象人们习惯认为的那样--只不过以达尔文进化史观为武器分析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中国的经济性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尤其是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期间，那些苦苦探寻中国发展道路的志士仁人都在思考和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性质是什么？由此得出或保守、或激进的诸多观点。在这方面，陈独秀的回答别具一格，对其评价则是毁誉参半。
    1.大革命失败前，陈独秀曾经提出过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制度”〔7〕的国家。可是， 随着政治生涯的挫折与失意，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认为“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哪一种经济成份居领导地位，来确认它是那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因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8〕。那么， 中国经济到底有哪些成份呢？在这些成份中谁占居领导地位呢？陈独秀回答说，“中国经济的状况，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内地乡村的家庭农业，（二）是各城市的手工工业，（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9〕。在这三种并存的经济成份中， “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只不过“比起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10〕。应当说，陈独秀有意无意之中把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程度估计过高了。1923年他还在说“新生的经济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过于微弱”〔11〕，1938年却认定自清代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已“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12〕了。也许陈独秀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独辟蹊径，提出一个更为大胆新颖的理论作为补充。
    2.陈独秀认为，中国自周朝末期封建制度就已经崩溃，周末至清代鸦片战争，则是过渡性质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阶段存在着太多的守旧、散漫、无知的农民，奸诈和无耻的商人以及双料落后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13〕。很明显，陈独秀企图通过这种新造的理论，一方面强调中国早已不是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又保留对深恶痛绝的国民性的抨击权。遗憾的是，陈独秀终其一生也没有正面回答这个所谓的“前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到底有何本质差别。笔者认为，陈独秀这样近乎武断地强调中国经济已进入资本主义，是出于两个主观愿望：其一，希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尽快发展能找到更多更有效的方法改造“堕落的”国民性；其二，希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尽快发展能壮大无产阶级队伍以便推动“第二次革命”尽快到来。
    3.基于以上对中国经济现状与走势的判断，陈独秀得出了他那铸成大错的“二次革命论”。他认为，一个社会“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可是中国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经济的成熟还是无稽之谈，中国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因而也就缺乏内部政治上的成熟；另一方面，“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14〕，那种“战争会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15〕的思想看来只是一个不幸的“美梦”。历史现实已经证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是错误的。
    4.在未来中国经济性质的演变方面，陈独秀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论述和天才的预见，主要表现在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上。陈独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16〕；“走私人资本主义这条路，决不是合作主义能够使中国实业充分发展的”〔17〕。陈独秀同孙中山一样，已初步看出了西方自由经济的种种弊端，因而提倡“干涉主义”，强调中国的幼稚产业只有在国家的干预和指导下才有可能正常发展，才有可能避免欧美自由经济已经出现的种种弊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指出，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陈独秀这方面的思想还不够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