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陈独秀把中国经济（生产殖业）不发达的原因概括为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帝国主义三大方面。
    主观原因有三：第一，功利货殖，自古为羞；养子孝亲，为毕生之义务，此道德之害于经济。在传统儒家“崇德黜力”道德准则下，“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合做官、发财、享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18〕第二，债权无效，游惰无惩，此法律之害于经济。其直接的后果是使国人养成懒惰的心理。“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19〕。第三，官吏苛求，上下无信；姬妾仆从，漫无限制，此政治害于经济〔20〕。腐败官吏的搜刮抢劫“只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可怜的贫民“若是有工厂去做牛马似的苦工来糊口，还算是福气”〔21〕。
    客观原因有四：第一，因为四邻都是些生产力和文化较低的民族，没有外来的刺激；第二，因为“海岸线实际的短”，不容易形成沿海岸对外贸易的都市；第三，因为缺少纵线的河道，形成大陆内部交通之困难，不容易发展国内商场，迅速的积累原始资本；第四，因为最大的四次蛮族侵入（五胡、金、元、满清）破坏了中国经济之继续发展〔22〕。
    帝国主义侵略是最紧要的原因。陈独秀指出，“社会主义的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更为紧要”，因为中国自变成“半殖民地”以后，经济发展权“完完全全操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手里”〔23〕，从而也就失去了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
    应当说，陈独秀对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宏观分析，是比较全面的，有不少真知灼见：其一，洞悉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影响，较早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更为紧要的正确观点；其二，把国民经济划分成关税、工商业、金融、交通、矿业五大方面；其三，既谴责经济压迫，更谴责经济不发展。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分析也留下了一些遗憾：（1 ）没有充分说明这三大原因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就是说，没有指出这三大原因中哪一个是最根本的原因，也没有指出在反帝任务完成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紧要问题是什么；（2 ）在分析客观原因时，注入了一定的主观因素，比如，“海岸线实际的短”、“四次蛮族侵入”并不是经济落后的原因，而是经济落后的结果；（3 ）在分析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破坏性影响时，把这种破坏性影响客观上对自然经济的有限瓦解作用忽视了；（4 ）正确认识到矿业（能源）是国民经济命脉，却忽视了交通。
    四、中国发展经济的办法
    陈独秀把中国发展经济的根本办法归纳为两种：资本集中、财产公有。
    1.由资本分散变为资本集中。陈独秀既反对划地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也反对手工工业的小生产制，崇尚的是现代化生产的大工业经济，因而把资本集中看得特别重要，并认为这是早期资本主义进步性的根本表现，也是现代经济与古代经济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24〕。他进而认为，中国经济内部之所以不成熟，就是因为资本集中不够，因而不能带动大工业的普遍发展，就是将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对资本集中也并不反对，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现代社会。
    2.由财产私有变为财产公有。陈独秀认为，单有资本集中还会造成种种罪恶，因而是不够的，必须“在资本主义立脚点的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八个字里头，把他们换掉过一个字，就变成社会主义的制度了。什么字呢？就是把他们的私字换成公字”。虽只是一字之换，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却随之完善起来。其一，在生产上，没有少数人占有生产工具的弊端，没有生产过剩的浪费，有了社会需要的统计，不至于陷入无政府状态；其二，在分配上，免了剩余劳动的掠夺，没有保持生产力和消费力均衡的必要〔25〕。与此同时，陈独秀又特别强调：（1 ）社会主义初期，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份。他说，“我们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只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26〕。（2）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他说， “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27〕“不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决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均富主义，并且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28〕。
    陈独秀只是一个经济思想家，并不是一个经济专门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找到全面救济中国经济的办法，更不能从微观上对经济进行定量分析，他对资本集中的负面效应也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些思想也只不过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一种初步理解。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29〕。他的确摸准了时代发展的脉搏，抓住了发展中国经济的“精髓”。可惜的是，由于对形势悲观估计导致的右倾情绪，他又把这种发展中国经济的政策实施推到不确定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