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我们把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简单地斥之为“傻小子梦想，骗子手的谎话”〔5〕，不仅不能对这一理论进行公允地评价， 而且也无法对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一透彻的阐释。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理论是有其思想渊源的。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对美国的民主政治非常推崇，就其思想体系来说，他完全师承了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的衣钵。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原则，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是待证的假设，他认为“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地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6〕， 所以胡适无论是搞政治、搞文学、搞考据学以及发起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实行他的实验主义。他标榜自己实行这种主义的唯一目的是想给大家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7〕， 而在对待社会政治问题上，他反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只主张点滴的改良。“好政府主义”正是这种实验主义指导下的具体表现。胡适认为，当时的中国政治之所以败坏，“好人”自命清高是一个重要原因，他痛心地指出：“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到这步田地！”〔8〕故而大声疾呼“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9〕， 提出由资产阶级中的“好人”、“人才”来组成“好人政府”，为改变现状而努力。
    同时，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理论中还掺和了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他认为最健全的个人主义莫过于易卜生主义，胡适笃信易卜生主义，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观，作为自己的宗教。他最崇拜易卜生的一句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他认为正是由于“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成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会有今日的文明世界”〔10〕，故而他非常强调个人的历史作用。他把个人当作“小我”，把人类当作“大我”，“小我”虽然是会死灭的，但自有它不死不灭的部分，“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11〕，个人虽渺小，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给社会留下不朽的痕迹，所谓“芳不止流百世，臭不止遗万年”。
    作为改造社会而言，胡适主张由少数有影响的大人物实质上就是一些“好人们”组成一个集团，这种集团就是他所谓的“社会重心”，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否全在“社会重心”的存在与否，在他看来整个封建社会的重心在“帝室”，中国在19世纪后期的重心是“曾国藩、李鸿章诸人”，后来的维新运动中，那些“维新领袖也曾轰动一时，几乎有造成新重心的形势”〔12〕，而中国近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无所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这么一个“社会重心”。辛亥革命以后的国民党几乎成为“社会重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它失去了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何故？“缺乏活的领袖……”〔13〕。
    由上观之，20世纪20年代，在军阀秉政，专制黑暗的统治下，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理论并非偶然，因为“世界的关键全在我们手里，真如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我们岂可错过这绝好的机会，放下这绝重大的担子”〔14〕，胡适明确表示要组建一个“好政府”，进行“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