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过去人们在评析这一理论时，因它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一般的著述对此大都持否定、批判的态度，认为它是反对革命的，“适应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需要”〔16〕。事实上，如果从当时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来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就会看到“好政府主义”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进步作用，此点应该予以肯定。
    当时的北洋政府对外卖国求荣，对内鱼肉黎民，连年混战，“十年之哗变动杀……南北交战等之流离颠沛，与奸淫掳掠而已。老填沟壑，壮散四方，……血溅草莱，尸横遍野，……危及国本”〔17〕。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理论，要求南北议和，组织一个“好政府”，无疑适应了当时社会的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和平，反抗军阀专制的强烈愿望，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尽管胡适的思想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与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表现了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当时的中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当时的革命任务还是反帝反封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点，就不能正确地评价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理论。
    对于其理论中的改良倾向，也应具体来看。前文我们提到胡适在关于“好政府主义”的讲演中，曾论及“政府不良，修正他，他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换掉他。一部分的不良，去了这部分，全部不良，拆开了，打倒了，重新造一个”〔18〕。因为胡适是反对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所以他这时的思想主要是“修正”、“监督”，但并不排斥其革命性一面，这也是由于当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北洋政府挂中华民国之名，而行封建专制之实，胡适对政府“监督”、“修正”，那是把政府作为资产阶级政府看待的，如果政府不受“监督”、“修正”，那它必不是资产阶级政府，当然要打倒，“重新造一个”，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在胡适的一首纪念辛亥革命的诗中也有反映：“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个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19〕”1922年5月7日，《努力》创刊，胡适从此与《新青年》分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适从此就走向反动，胡适创办《努力》正是要求人们“不怕阻力！不怕武力！”而要“努力”〔20〕，其后胡适在《努力》周报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既宣传他的“好政府主义”，也反对北洋军阀的封建专制，揭露安福系的丑恶行径，抨击曹锟的贿选，痛斥吴佩孚屠杀工人等，认为“今日的反动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2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一种痛心和无法排遣的愤懑，他才把《努力》周报封闭了，所以我们认为其间胡适的言行，表现了对于军阀“武力”统治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精神，并非像有些论者所讲的，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是“为改良军阀政府出谋献策，向封建势力频送秋波”〔22〕。
    《我们的政治主张》作为“好政府主义”这一理论发展和最终形成的标志，以往人们在进行评说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李大钊的签名之举。近来有的学者对此作出评论，认为李大钊与胡适一起签署《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共产党人与胡适在思想战线上结成联合战线的实际行动”〔23〕。关于联合问题，虽说中共“二大”纲领中曾提出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但是很不具体，《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之后，李大钊曾为签名之事向组织做过检讨，而且1922 年6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声明：“只有通过革命的夺取政权，民主势力才能在中国胜利”，同时《主张》对前不久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谴责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机会主义”〔24〕，所以认为李大钊的签名之举是共产党人与胡适在思想上结成联合战线的实际行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的政治主张”，因为“有一点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所以象李大钊这样的共产党人也签名赞成”〔25〕。我以为这仅仅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当时李大钊个人思想认识上同胡适的言论具有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当时胡适政治主张的提出，第一个就是找李大钊商量，其后又有蔡元培家的聚会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发布。
    当时李大钊的思想中，也同样掺杂了一些改良的色彩，如他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中认为：“自从建立民国以来，南北的冲突总是不止，各省对中央也都不肯服从，依我看来，非行联邦主义不能造成一个新联合”〔26〕。其时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社会改良思想，陈独秀甚至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27〕。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处于草创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的流派、社会主义的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28〕，再则，“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29〕。所以不仅对于胡适“好政府主义”理论中的社会改良思想不应苛求，而且对当时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的改良色彩，也应具体看待，因为这毕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主潮。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理论在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军阀混战连年不断的情况下，对于冲击中国近代的封建专制，唤醒个性的自由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起着积极进步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因而从实际斗争的需要来看，共产党人对于胡适， 更多的不应是批判而应是联合。 1923年，陈独秀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为了“扫荡封建宗法思想，我们相信‘唯物史观’和胡适相信的‘实验主义’，有必要而且应该结成联合战线”〔30〕。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策略在实际斗争中，并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贯彻。
    当然，“好政府主义”尽管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和历史的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理论及其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不可能找到一条正确的解救中国的道路。因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决不是在封建的军阀势力之下选一个民主派人物做总统或是选几个民主派的人物组织内阁的意见，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整个党派的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31〕。所以，作为这一理论到实践产物的“好人政府”，短短二个月零六天的活动，充分说明不推翻军阀的专制统治，希图通过点滴不断地改革，而达到中国的民主、和平、强盛，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点倒正像胡适斥责“根本解决”一事时所说的那样：“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32〕
    收稿日期：1996-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