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职官制度。官制中的重要内容，皇帝当然知晓，特别是道光帝中年继位，坐朝时间又长，知道得更多，但有些规则还是不了解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召见陕西粮道张集馨，问：“粮道自然管粮，不知管地方否？”回奏：“西、乾、鄜三属地方，归粮道统辖。”又问“那个乾字？”，回答”乾坤之乾”（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于是道光帝获知粮道不仅管收钱粮，还兼管地方，陕西有个乾州。地方官聘请幕宾，是清代职官制度的一种补充。张集馨将赴福建布政使任，咸丰帝问他，你上任是带幕友去，还是到任再聘请；又问你过去在各省请几个幕友，他们每人每年要给多少束修？（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2）人丁钱粮。人丁掌握，钱粮征收，是政府的命脉之所在，为皇帝高度关注。道光帝问张集馨四川库存有多少，每年田赋是否够本省支销？（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咸丰九年（1859），咸丰帝询问式地对张集馨说：“各直省地丁，自然以贵州为最少。”张集馨回奏甘肃亦不多，咸丰帝遂连续问及甘肃、四川、河南、山东、福建的地丁钱粮，以及四川为什么赋税比其他省轻？张集馨一一作出解说（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3页。）。
    （3）道路交通。道、咸二帝不像他们的祖先康、雍、乾三帝巡幸的地方多，地理知识多来自书本和臣下口述，因而常在召见中问及有关事情。咸丰帝因张集馨将赴福建之任，遂在九年五月召见中详细询问去福建的路程及交通情形，兹将张集馨的记录抄录于次：
    上曰：“自京至福建省有多少路？”对曰：“七十余站。”上曰：“仙霞岭一日过得去否？”对曰：“可以过去。”上曰：“汝今年能到任否？”对曰：“臣亦想赶于年底接印，恐长途风水阻滞，不能刻期。”上曰：“到福建有水路通否？”对曰：“自京至王家营系旱道，自清江雇船至杭州换船至衢州起岸，便是旱路。”上曰：“必要走苏杭？”对曰：“是，此系驿路大道”。（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6页。）
    从交谈中可知，咸丰帝地理知识不少，仙霞岭之外，王家营、清江、衢州等地应是知道的，否则会提出来的；不过他由此得知到福建的具体走法，以及必经苏杭的原因，也可能消除他一种误解：以为走苏杭是为游逛。
    （4）水利水患。道光帝于十五年（1835）五月召见张集馨的这一天，正好见到河道总督关于南河水涨的报告，心中不悦，说“黄水陡长丈余，岂不可虑？”张集馨回奏，夏天涨水不足忧虑，因此时天亢，随涨随消，可忧的是秋汛，涨水不能消退。接着又奏称，河道总督奏报是怕万一出事，好以早经奏闻推卸责任，而他下面的人故意将水情说得严重，以便兴办河工，从中渔利。道光帝边听边点头，表示明白了个中缘由（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5）收成口粮。就在上述讲水患的那天，道光帝问到张集馨故里扬州所生产的粮食够不够本地食用？为什么要仰赖四川、湖广粮食？（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川臬张集馨奉召由成都到京，道光帝问他沿途年景如何？回答：“各省皆收成丰稔，且已早得大雪，麦苗滋润，来年可庆有秋”。又问成都米粮够不够民间食用（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
    （6）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上述道光帝询问从四川到京师沿路年景，同时还问民情和地方是否安静，近年四川游民比从前如何？又同张集馨讨论鱼米之乡的四川为什么游民那样多（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119页。）。咸丰年间太平军、捻军战事连年，迫使咸丰帝更其关注地方治安和民众运动。九年询问张集馨，湖广白莲教齐二寡妇为何能以一个妇人聚众闹出那么大事，四川民风为什么强悍？又详细了解福建的械斗始于何时，械斗情形，如何完结，丧命的人赔偿价码，地方官为什么不弹压？（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2-267页。）同年召见段光清之时，恰值浙江巡抚奏报余姚佃农抗租，聚众进城，焚烧恶霸邵五住宅及富户李、谢二姓之家，咸丰帝问段光清是否知道此事，段光清知其详情，不愿细说，只说主佃发生口角，即使有一二莠民煽动，不过土匪之类。咸丰帝一听到土匪就紧张了，急忙问“土匪不虞滋事乎？”“知县能平土匪乎？”段光清作了知县能平土匪的回答，咸丰帝情绪才缓和下来（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7）少数民族战事。甘肃、青海的藏人与农耕的汉人、游牧的蒙古人多有纠纷，咸丰五年（1855）甘肃方面发兵征讨，青海办事大臣反对，形成案件。次年，咸丰帝询问张集馨到底该不该打，并问该案的审判经过。三年后，咸丰帝再次询问甘肃藏人的事，他们的投诚是否靠得住。前面说过道光帝向张集馨查问四川总督琦善带兵攻打中瞻对藏人的事，咸丰帝又问道：“中瞻对是何地方，夷人是何种类，因何起衅”？（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0页。）犹在追询历史往事，增长知识。
    三、道咸的勤政图治、性格与清朝家法
    道光、咸丰二帝召见的官员很多，召见张集馨、段光清二人的大体情形，已见于上面的说明，从中可以窥视道、咸勤政与施政的一个侧面，他们的性格才能某一个方面，以及清朝皇家家法的积极影响。
    1.召见是道、咸勤政图治的一种表现
    召见、引见中下级官员是道光帝、咸丰帝日常事务，每日晨起，先见军机大臣，议事决策，发下昨日或先前批阅的奏折、题本，接着可能就是召见、引见内外官员。召见、引见几乎成为日课。对于藩臬的召见，每一回都是交谈几次，连续进行，道光帝于二十七年（1847）八月召见行将赴任的川臬张集馨，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三次面谈，二十一日的轮空，是因为道光帝去黑龙坛求雨，未能正常办公。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的召见，系在初三、初四、初五三天。咸丰帝于六年（1856）十月召见张集馨，第一次在初三日，次后于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日进行，共计五次；二十日的见面，本来订在十六日，因咸丰帝生病推迟到这一天。九年（1859）的召见，分别在五月十九日、六月初九日、十六日、十七日和十八日五次完成。同年三月的召见段光清，也是会面五次，且是连续进行的。藩、臬的召见，清朝旧制，只有一次面圣的机会，所谓：“旧例藩、臬入觐，虽许条奏地方事宜，然仅由通政司投递，引见一次，辞朝，即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接受左都御史徐元文的建议，增加会面次数，以便官员陈奏地方事务，皇帝予以咨访，观察其人的才具优劣，以及督抚保举是否得当（注：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3，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至此藩、臬有了不只一次的面君机会。正是在这一制度下，道光帝、咸丰帝每回召见张集馨、段光清几次，动辄三五次，真是不嫌繁细，实为一种勤于理政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