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道咸之勤政渊源于清朝家法
    道光帝、咸丰帝之勤于政事，其主观条件是具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在官员的觐见、召见、引见活动中，能够向臣工发问，咨询政事，寻求治理之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继承了先人的传统，接受并实践爱新觉罗氏家法。清朝皇家家法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勤政，形成若干具体制度，如奏折制、召见引见制。皇帝要批阅密折，通过它了解下情，商讨政务，这种制度为历朝所未有；召见引见制也是清朝创立，以前王朝皇帝若接见几个地方中下级官员（太守县令），被视为贤明之君的盛事，而在清朝府州县官上任都要引见，皇帝面谈，派遣赴任，为往代所不可思议，所以王庆云说，前代“以天子临轩策遣为非常旷典，以今视之，何如哉”（注：王庆云：《石渠余纪》卷2《附纪引见召见守令》，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这种家法促使道光帝、咸丰帝勤理政事，不敢懈怠。从咸丰帝对张集馨召见的时辰来看，六年是辰时，九年推迟了一个时辰，到了巳时，表明他上朝晚了，不知是否为身体的原因，但是坚持召见制度则是毫无疑义的。可见皇家家法在持续执行。
    5.君主在客观环境制约下不可能任意行动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容易被人误解，以为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其实不然，他不仅要受皇帝规范约束，更受着客观环境的制约，不可能完全按照他的主观意志去行动，他也要违心地改变主意，或去做一些事情。下述三事，即为显例。
    （1）大肆捐纳。清朝的捐纳制，在道咸时期，由于军费比任何时期都多，田赋不可能多收，只有在两个方面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商税方面增收厘金，再有即为大行捐纳。捐纳得官者，如同道光帝所说，他们是将本求利，哪里谈得上廉洁奉公，不过以贪赃枉法为能事，道光帝明知其弊，可是政府需要额外的金钱，不得不使用捐纳之法，所以他叹息地说：“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捐纳官员）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岂不是骗人么”？（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页。）他深知这是饮鸩止渴，然而世事如此，不这么做也不行！咸丰帝对张集馨说，“州县亲民，最是要紧”，张集馨则云：“近来经费支绌，皇上准予捐输，流品纷杂，无非得本求利，又未便严加淘汰，以阻其输将之意。将来南服军务廓清，经费有着，皇上亦必澄叙官方”（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0页。）。道、咸二帝为扩充经费来源，不得不开捐任用非人，内心并不安宁，还要听舆论的“闲话”。
    （2）羁縻政策。对于甘肃藏人的投诚，咸丰帝心存疑虑，怕他们伪降，仍将作乱，故问张集馨：“甘肃野番情形如何？”“投诚靠得住么？”张集馨回奏：因为投诚，给予水草美好的牧地，是心甘情愿的，但是他们好斗成性，将来也可能叛变，目前只好实行羁縻之策。咸丰帝边听边点头，同意他的见解（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6页。）。此时哪里有力量开辟西北战场，不羁縻，也别无良策。
    （3）军人跋扈。太平天国战争中，浙江要向南京和安徽徽州驻军提供军饷，可是太平军进攻浙江，他们不一定出兵援助浙江，因此段光清对咸丰帝说：“浙江但有筹饷之贵，略无调兵之权。”咸丰帝感到奇怪，严肃地问“巡抚不能调兵乎”？段光清吓得叩头回奏：“巡抚之权原可调兵，特目前浙省境内无兵可调，督兵防守徽州者，乃京堂张芾，督兵防守宁国者乃金陵大营调来总兵郑士魁，俱非浙江巡抚所得而调也。或浙江有警，以信商之，犹可以委员带兵来援，若以扎调之，则断不应调也”。咸丰帝对这种状况，毫无解决的能力，只是“秋然不语者久之”，然后改变话题（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9页。）。
    鸦片战争、太平军之役以来，皇帝在盲民中、官员在百姓中的权威大为下降。龚自珍就禁烟失败说：“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与人笺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页。）。段光清则说：“夷扰以来，民不畏官”（注：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页。）。客观形势造成皇帝权威下降，他们也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现实，于是不得不羁縻叛服不常的少数民族，自我破坏形象的大开捐纳，以维持其政权。
    四、余论
    道光十六年（1836），皇帝召见知府张集馨，告诫他不能光是洁身自好，还要管好属吏：“持身虽严，而不能察吏，尚未能了我事也。”“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踏耶！”二十七年（1847），道光帝召见川臬张集馨，要他赶快赴任，说”我地方要紧，汝明日不用再递牌子（意为不再召见）”（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道光帝一口一声地“我”的地方，“我”的事情，将国家、地方、政事都视作“我”的。本来，朕即国家，政事、地方、人民都是皇帝的，不必讲了，问题是道光帝这里是要求官员协助他把政事、地方、百姓管理好，使国家安宁、百姓乐业，从这里我们看到道光帝的治理好国家的一种责任感。他将国家、人民看作是他所有的，很自然地具有管好的责任。因此说他有责任心，不足为奇。“朕即国家”，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皇帝是专制主义的象征，对这种专制皇权应予批评，多年来都是如此做的。不过皇帝对国家的那种高度责任心，以至有的亡国之君以身来殉社稷，后世走马灯式的国家治理者很难有那样强烈的感情。因之，高度责任感的治国精神是值得提倡和继承的。
    道光帝遗诏：“仰为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注：《清宣宗实录》卷351，“二十一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道光帝是遵循皇家家法的，咸丰帝也是如此。清朝的“勤政爱民”家法，确是代代相传。这是将皇帝对国家臣民的责任心具体化了，应有可以称道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