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系统大体按照西学模式重新组装，而条理的形式各异，或是完全新增，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或是保留形式而改变内容，如史学，或是基本替换，如经学。其中史学是为数不多的中西均有的学科分类。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史学，在进化论观念的笼罩下，国家的强弱与学术文化的优劣似成正比，各种学科都被视为造成列强强势的基因，因此西方的整体优势还是令趋新的学人将目光转向外部，寻求借助先进的外力来改变落后的固有。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如何能够摆脱文化与学科差异所导致的扭曲或偏向，真正借鉴外来别科的方法深入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于中国学人而言无疑是相当严峻的考验。从眼光向下到走向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影响中国史学的历程（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欧洲大陆和英美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学科，由于渊源流派的关系，彼此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与纠葛，或名同而实异，或名异而实同，或看似相同而争议分别甚大。详情参见《杨堃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和《社会学与民俗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所收录的有关各文。而考古学的归属，同样因地而异。），提供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案例，可以借此了解过往的利弊得失并进而探测发展的潜力和趋向。
    一、创新史学
    讲到近代中国史学的变化，大都会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开端。虽然不能说西方的各种学术分科至此才开始影响中国的史学，梁启超的确用进化论框架树立起一个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新史学”的概念模式。除了学界前贤已经讨论过的各种问题外，“新史学”明显是用学术分科的眼光来看待中西史学的差别以及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梁启超开篇就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在批评从前史家之弊时，又强调其中之一，是“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因为历史是要通过“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各种相关学科均为主观所当凭借，“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页。）
    《新史学》发表于1902年，而梁启超关注泰西的分科治学早在前一世纪末。戊戌政变流亡日本后，梁启超集中阅读了大批日文书籍，尤其是日本翻译的各种西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所得“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注：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80—81页。）所以大声疾呼有志新学者学习日本文。
    梁启超的上述表述，很可能是为了强调学习日文的好处，却容易造成其到日本之后才知道西学分科的错觉。实际上，他在国内时已经接触到西学的分类。1897年康有为编辑《日本书目志》，付梓前梁启超曾经阅读，并撰文为之鼓吹。他认为：“泰西于各学以数百年考之，以数十国学士讲之，以功牌科第激励之，其室户堂门，条秩精详，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国今乃始舍而自讲之，非数百年不能至其域也。”为了追赶泰西，梁启超主张以日本为媒介，因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2—54页。）与后来的《论学习日本文之益》相比，只有通过翻译与直接学习语言的差别，而借道日本，则如出一辙。
    梁启超虽然提出要“创新史学”，关注的重心其实并不在学术本身，而是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其时梁启超改信国家主义，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关于《新史学》与晚清政治思想界的关系，参见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5—196页。）梁启超重视泰西的各种学科，目的首先也在于改造社会。所以他批评此前治西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忽略更具本原性的政学，并希望农夫学农学书，工人读美术书，商贾读商业学，士人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君后读明治维新书，以强国保种。
    不过，梁启超重视史学，仍有其学术上的考虑。在他看来，“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怅怅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学问者，当发箧之始，必须择一佳本历史而熟读之，务通彻数千年来列国重要之事实，文明之进步，知其原因及其结果，然后讨论诸学，乃有所凭借。不然者，是犹无基址而欲起楼台，虽劳而无功矣。”（注：《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页。）而历史虽然与各种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关系密切，还是有轻重之别和缓急之分。梁启超主张创新史学，原因是他对旧史学极为不满，批评旧史学有四大病源，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而最为关键的，还在历史究竟以少数人为中心，还是以多数人为关照。“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历史固然是英雄的舞台，但“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而中国历代史书，不过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页。）
    梁启超重视群体，是从进化论的观念出发，“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然则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中国作史者，“不知史之界说限于群”，（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10页。）人物传记于人群大势毫无关联。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史之界说”。他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为据，梁启超甚至断言“中国前者未尝有史”，从而引发了一场中国有史无史的争论。按照梁启超的标准，中国不仅没有史学，甚至连史料也相当缺乏。“今者欲著中国史，非惟无成书之可沿袭，即搜求材料于古籍之中，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注：《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