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上述状况？梁启超已经有所注意，在《东籍月旦》评介市村瓒次郎等人的《支那史》时，他特意指出该书“稍注意于民间文明之进步，亦中国旧著中所无也”（注：《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9页。）。不过，梁启超更主要的还是寻求其他学科的援助。从新史学后来的发展看，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是考古学，二是社会学。
    《中国史叙论》第七节“有史以前之时代”论及黄帝以前的远古历史，因为没有文献记载，必须依靠其他学科的发展所提供的人类共例。梁启超了解到，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下遗物，于是史前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订定而公认史前分为三期，即石刀期、铜刀期和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二期。“此进化之一定阶级也，虽其各期之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见，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有史前之史，决不为过。”
    除了借助于考古学，梁启超还从社会学所总结出来的人群公例，推断中国远古社会的发展状况，当时社会学的一般原理认为，“凡各人群，必须经过三种之一定时期，然后能成一庞大固结之团体。第一为各人独立，有事则举酋长之时期；第二为豪族执政，上则选置君主，下则指挥人民之时期；第三为中央集权，渐渐巩固，君主一人专裁庶政之时期。”（注：《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9—10页。）一群之中，自然划分三类，一为最多数之附属团体，将来变成人民之胚胎；二为少数之领袖团体，将来变成豪族之胚胎；三则最少数之执行事务委员，将来变成君主之胚胎。三类人逐渐分离，权力也由民主而封建，最后进到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
    梁启超着重介绍考古学和社会学，只是针对史前社会，而且主要是借助浮田和民翻译的《史学通论》、《西洋上古史》等书（注：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06页。），也许他并没有预见到这些学科后来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不过，这些学科在欧洲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许多方面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学科之间的分界受历史渊源的制约，相互纠葛，错综复杂，对于研究人类历史的影响力正在逐渐释放的过程之中。梁启超显然和当时新进的中国知识人共同感觉到这些学科的不同凡响。此外，梁启超还以进化论的观念将这些学科依据其他人群的研究所揭示的若干规则视为人类社会的通则，断言“此历代万国之公例”必然适合于中国，而研究缺乏甚至完全没有文献记录的上古社会，与研究同样缺乏文献记录的下层群体历史有着某种共性，这种共性预示着可以将研究远古社会的方法移植到对社会民众历史的研究方面。
    梁启超创新史学的呼吁激起了不同的反响。尽管对于他“中国无史”的过激之论颇有争议，但是关于重视历史的中国历来缺少群体性民史的看法，却引起普遍的共鸣。《新世界学报》、《政艺通报》以至后来的《国粹学报》、《东方杂志》，陆续刊发了不少文章，讨论中国有史还是无史的问题，无论是主张无史还是坚持有史，都“同意‘历史’应该是国史，是民史，是一大群人的历史，是社会的历史，同时历史叙述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解放出来，而以宗教史、艺术史、民俗史、学术史作为它的主体”（注：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93页。）。
    清季知识人的当务之急是社会政治变革，至于学术方面，因应时势的需要，这时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大都翻译模仿日本各书而来，其中自然也吸取了新的成分。尽管新进学人普遍同意应当以民史为主，但如何才能修出民史，认识并不一致。有人主张“修史必自方志始，方志者，纯乎其为民史者耳”（注：《方志》，《新世界学报》第7期（1902年11月30日）。）。刘师培则认为后来的方志不足以供国史之采择，因而要另行编辑乡土志。（注：《编辑乡土志序例》，《国粹学报》第2年第9期（1906年10月6日）。）总体而言，清季知识人在创新史学方面各自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新编各史较旧史确有很大改观。不过，仔细分别，他们的努力更多的体现在利用历史教育民众方面，即开民智鼓民气，也就是章太炎所说“贵乎通史”的两个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注：《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67页。）至于如何表现民的历史，既无成果，又缺史料，不知如何下手。因此主要还是借鉴泰西和日本史学的体例，改变旧史以政治史为中心，以王朝世系为线索的格局，从典章制度等方面观察社会面相和进化因果，而未能真正深入各个历史时期民众生活的层面，做到以民为历史的中心加以展现。
    后来进京师大学堂任史学教习的陈黻宸，对于民史的缺乏和撰写的困难感受深刻而具体。他虽然感叹“今之谈史学者辄谓中国无史之言之过当”，所编《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读史总论》开宗明义，“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是故史学者，乃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他认为分门别类的历史，只是史家之分法，“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陈黻宸有如下表述：“非社会不足以成政治，非政治不足以奖社会。政治之衰败者，断不容于社会文明之世。社会之萎落者，即无望有政治振起之期。社会兴于下，政治达于上。有无限社会之权力，而生无限政治之举动。有无限政治之举动，而益以表明无限社会之精神。转辗相因，其果乃见。”政治决定于社会，“故言史学者，必以能辨社会学为要。”
    据此来看中国的现实，学者“往往识足以动天地无尽之奥，而不足以知民俗之原，辨足以凿浑沌七窍之灵，而不足以证间里之事。”而欧美各强国，“于民间一切利病，有调查之册，有统计之史，知之必详，言之必悉，如星之罗，如棋之布，如数家人米盐，厘然不遗铢黍。彼其所以行于政治者，无一不于社会中求之。而我国之社会，究不知其何如矣。总之，社会学之不明，则我中国学者之深诟大耻也。以是言史，夫何敢！”虽然陈黻宸称许“力学有识之士，发愤著书，往往有得于父老之传述，裨乘之记闻，大率支离烦琐，为荐绅先生所不言。采其遗文，加之编辑，反足激发性情，入人肝肺，东西南北，类聚群分，歌泣有灵，按图可索，言史学者不能无意于社会学矣”，却不得不承认“且我中国之史之有关于社会者甚少矣。今试发名山之旧藏，抽金匮之秘籍，与学者童而习之，屈指伸而论其大概，亦若条流毕具，秩然可观，然不过粗识故事，无与纲要。即择之稍精，而有见于古今治乱盛衰之故矣，然于其国之治之盛，不过曰其君也明，其臣也贤，于其国之乱之衰，不过曰其君也昏，其臣也庸。于此而求实事于民间，援輶轩之故典，亦徒苦其考据无资，虽华颠钜儒，不足以识其一二。故无论人之不知有社会学也，即令知之，而亦心不能言，言之而亦必不能尽，尽之而亦必不能无憾于浩渺杳冥，泛然如乘不系之舟，莫穷其所自之，而社会学乃真不可言矣。”（注：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675—681页。）他本人所编撰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在民史方面也很难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