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梁启超的国会组织思想历经数变，从学理上对两院制的缜密论证，规划架构，到迫于现实而转向一院制的采择，再到最后于现实与理想的折衷间向两院制的回归，其间搀杂着理想主义的美好规划，也伴随着从现实出发的无奈抉择。与其说这是梁启超本人的多变性格使然，毋宁说是那个多变的时代给爱国知识分子们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以民选议会为其核心之一的宪政民主是近代中国以梁启超为首的一代民族知识分子矢志追求的目标，但知识精英们的终极关怀是“救亡”与“富强”，政制形式的选择并非其终极关怀。正如一位海外学者所言，梁氏的政治理想始终不脱“国家理性”这一基础，他所关心的是有关政府确保国家生存和安全的理性行为。国家，在梁启超的政治理念中具有最高的政治价值。（注：[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1-183页。）所以，国家的独立与富强才是独立的价值理性，而为了这个目标，任何政制形式乃至理念均是可变换的工具理性。另一位论者则精辟地指出：在近代中国的知识界逐渐形成了“富强为体，宪政为用”这种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宪政文化范式。（注：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534页。）梁氏国会组织思想变换的根源也正在于此。那个时代的人们期望的是一个稳定有力的政府，自然也就期望一个内部和谐，运转高效，全力赞襄政府的国会，无尽的党争为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大多数国人所深恶痛绝。为了消除政治不安定的根源，国会亦可重组乃至抛弃（注：梁启超由于对民初国会的失望曾经说过：“吾虽重视国会，而重之也固不如国家。假如蔑弃国会乃至灭绝国会而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吾于国会固可以无爱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民初的知识分子们对国会的价值取向。文见《国会之自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0》，第14页。），更何况仅处于技术操作层面的国会组织形式呢？理想与现实经常的背离，这不仅是梁启超个人的无奈，亦是近代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悲哀，思之不能不令后人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