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史学中，可划分出四个时期。其创始人（A·库利奇、A·丹尼斯、C·比米斯、T·比利）的创作生命力正处于几乎包括半个多世纪的第一个时期；他们发表了在很高的学术研究层次上完成、但同时充满民族主义精神（在研究国际关系时，美国是上述历史学家关注的中心）的著作。
    1940—1950年代开始了美国外交政策史学发展中的第二个时期。J·凯南、R·尼布尔、U·李普曼、G·摩根索领导了新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学派。“政治现实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追随比米斯，认为必须，而有时甚至赞美美国对其他国家使用实力。但他们也是H·亚当斯的信徒， 同意他关于使用实力对人的性格有消极影响的观点。
    “现实主义者”不得不勉强承认，美利坚帝国迟早要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那样走向衰落和灭亡。
    尼布尔、凯南、摩根索及其信徒没有诉诸追求任何万能的政治意识形态，无论威尔逊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们相信，美国使用军事和经济力量后果良好，如果这种力量是有选择地使用的话，特别在欧洲和日本，——其他世界，主要是登上政治舞台的亚非拉各族人民，还没有达到引起“现实主义者”注意的那种工业发展阶段。至今还推荐给美国许多学院必读的凯南的《美国外交（1900—1950）》（1951）一书和摩根索的著作《保卫民族利益》（1951）是“现实主义”学派最著名的著作。
    但李普曼在40年代末离开了“现实主义者”的阵营——更准确地说，他决定离开它，尽管他未能彻底抛弃它。他碰到了从40年代末直到60年代中期是许多“现实主义者”的绊脚石的问题。他们担心，该派最著名的声明——凯南在1947年署名“X先生”的论证遏制政策的论文——助长了美国拿起对国家致命的、 导致把美军部署到诸如东南亚和近东这些遥远地区的全球政治方针为武器。
    李普曼一足站在“现实主义者”营垒内，而另一足又站在它之外，他的窘境是一切“现实主义者”的窘境。他们意识到并证明了必须认清美国影响的极限。同时他们需要强有力的总统，但令“现实主义者”大为遗憾的是，总统却不必同意他们对其权力的限度问题的观点。“现实主义者”在1965年以后碰到的这种矛盾使对于任何民主社会来说都是“绊脚石”的一个问题明朗化了：如果分裂的、外行的国会和基本上缺乏情报的、复杂的、受到各种不同影响的舆论不能保持对拥有权力的行政机关的监督，那末如何实现对国家政权的监督？
    “现实主义者”面临着第二个同样明显的问题。使用军事力量问题是他们的历史研究的中心。除了某些例外（后期的尼布尔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者”或者忽视了经济因素，或者——正如凯南在其《美国外交（1900—1950）》一书中那样——根本不认为它们有意义。
    美国进步历史学的水平大为下降，其实，正如我们今天认为的，那10年一切历史著作一般说来都降到了这种水平。关于总统职务和社会一致的问题看来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意味着从批判角度撰写历史是困难的事业，并且不会带来声望。而这本身就证明了美国民主正在走向死亡。
    这时，1959年到60年代中期的间歇期，开始了美国外交政策史学发展中的第三个时期。“修正主义”时代出乎意外地代替了现在已经不能解决自身矛盾的“现实主义”时代。“修正主义”在Y·威廉斯的《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发表的1959年登上政治舞台。正如显然是非修正主义的著名历史学家B·珀金斯指出的， 这一专著如此改变了对撰写美国外交史的态度，以致后来这一领域内的所有最重要的著作很大程度上都是按同威廉斯的出版物对话的原则来安排的。它奠定了新的研究工作的基础。决定第三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史学的不仅有威廉斯的著作，而且有B·伯恩斯坦、G·科尔科、L·加德纳、T·麦考密克、R·雷多什及其他一些促进改变对撰写美国外交史的态度的学者。
    “修正主义”研究著作有几个共同特点。和较早的著作、特别是“现实主义者”的著作不同，它们重新赋予了经济因素（“现实主义者”一般说来则从帐单上抹去了这些因素）以重大意义。但正如不久前麦考密克强调指出的，“修正主义从来不自以为是单因果的唯物主义……它的理论的核心始终是社会责任和汲取利润之间的冲突……同个人本身、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人物、他们复杂的世界观和根据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行动的自由相比，较不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麦考密克补充说，“较少注意结构主义和过高评价唯心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弱点”，并且如上所述，他们和其他研究者已开始纠正这些缺点。
    但“修正主义”和后来是这一流派的变种，始终力求找到实力的根源和证明它不仅对美国内部社会、而且对其境外社会的影响。外交，这不仅是关于使用实力的科学，而且常常是——这是它同其他历史学科的差别——关于最可恶地使用实力、有时是以军事干涉形式使用实力的科学。“现实主义者”从民族—国家层次上开始分析。“修正主义者”则常常对使用实力的必要性提出异议，不管是以军事干涉还是经济上不平等的相互关系。同时，“修正主义者”同“现实主义者”一样，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上。威廉斯、科尔科、加德纳及其他研究者各按自己的方式，与其说不准、不如说是怀疑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国家的威力的根源和使命；归根到底正是这个国家的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整个世界共同体注意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