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80年代和90年代初，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学术著作对全面政治争论起了很大的影响。J·卡恩、L·巴里茨、职业历史学家和美国军事家对越南冲突所作的分析使美国行政当局和——更广泛地——美国舆论形成了关于对80年代“第三世界”革命的国家政策的态度。这种分析的结果是1984年国防部长K ·温伯格的著名演说。这位部长在演说中提出了他作为同意美国军人对别国使用武力的条件的初步的六点意见。20世纪任何一个内阁成员都没有发表过这种演说。
    不再作政治重点排列次序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是第一代“现实主义者”及其较后的研究者的共同特点）上的研究影响了这些学术著作。我认为，可以突出新的研究著作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利用其他学科的成就，而且这些学科本身从50年代末起朝着新的方向迅速发展着。例如，现代美国外交政策史学采用了新的政治史研究、特别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创立的科学学派的许多东西，在这两所大学，政治史不只是研究政治制度史，而且还研究最广义的文化——分析影响美国政治生活的宗教、种族和民族集团。这种观点使国际关系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国内政治力量配置，而这种力量对比本身则决定了外交政策；因此，新的研究工作业已奠定了基础，它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课题，从内战以前时期两党的直接联系问题开始，到有助于分析对20世纪外交起着重大影响的革新工作为止。文化史研究浪潮并没有在撰写外交史时被充分把握和利用；上述课题的性质本身证明，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复杂的，这些联系可能是假设的、抽象的。但新政治史和文化史研究影响了、在许多情况下是大大影响了（修订甚多）200年美国外交政策史研究。
    当代优秀学术著作充实了从总体史研究和比较文化分析领域中汲取的情报，这是新的研究著作的第二个特点。学术文献中的这一方向取名为“国际史”，同美国是注意中心的较早时期的外交史著作相反。人们从好几个层次上来研究这种“国际史”。在俄美关系研究中，H·H·鲍尔霍维基诺夫和H ·索尔放弃了从任何一个民族（而这种方法是大多数著作的特点）的角度来考察事件，利用两国以及德国和英国这些国家的官方出版物和档案，这促进了更充分更深入地理解两国复杂而特别重要的相互关系问题。
    从弗罗德尔和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所作的分析角度出发的比较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著作，处在另一个层次上。T·麦考密克的《美国史50年》（1989）一书，是深入分析“冷战”的最新例子之一，同书名相反，作者在书中与其说从华盛顿的角度，不如说从发生推动华盛顿改变或彻底修正其政治方针的变化的“外围”（东南亚、近东、中美洲）角度上研究了“冷战”。麦考密克使用的方法也使他得出了下列思想：美国损失了其经济威力，因为主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建立起来的1944—1945年体系在美国国外发生的变化——本身改变了美国人（和俄国人）在其范围内各按自己的方式进行“冷战”的体系的变化——影响下改变了。许多根据“总体史”观点撰写的著作在分析世界体系时着重的不是一个民族或民族（这是以前的“现实主义者”及其当代追随者固有的），而是整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这种观点能够更好地说明，为什么多国公司甚至在某些民族国家丧失其经济威力时也兴旺发达，为什么今天一些民族国家越来越难以独立地解决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外交政策）问题。
    现代美国外交政策史学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特点初看起来似乎是同从世界体系分析和“总体史”角度出发的方法相矛盾。但事实上这两种方法是彼此分不开的。此外，还想谈谈把外交政策同民主制度联系起来的研究著作。而美国社会的许多值得肯定的特点同这种民主制度有关。现在重复托克维尔160年之久的警告：民主制度对于实行贯彻始终的、文明的、成功的外交政策是一种非常软弱的制度，因而是一种危险，这已成为老生常谈。托克维尔害怕美国民主制度出现厉害的敌人，大约还害怕已经发生的变化会在美国成为（而托克维尔相信它注定成为）世界强国之时大大削弱这种民主制度。
    如上所述，“现实主义”历史学家实际上并没有深入分析这种危险，他们仅仅限于讨论某种民主实践（如国会在1919年拒绝加入国联）和赞美没有任何民主限制、甚至没有宪法限制的强有力的行政权。70年代初起，这些观点有所改变。可惜外交史家仅仅开始猜测和意识到外交政策与个人的宪法权利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已存在100年了。
    这一领域内工作的主要部分由宪法权利的专家来完成。A·索弗的《战争、 外交政策和立宪权》（1973）一书所以有重要意义，不仅是因它指出美国早期几位总统、特别是杰弗逊，早在尼克松以前怎样使用宪法关于统帅的条款达到控制外交政策领域，破坏制衡制度；此外，索弗的书也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史学的卓越贡献。
    由于美国同其他国家相比较正在丧失其威力，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由于决定1945年起（如果不是1917年起的话）东西方“冷战”和对抗的力量在改变，并经受着重新部署，外交史家总是能找到重要的讨论课题。能够成为课题之一的有：怎样提升到“冷战”情绪和气氛之上，并着手研究更重要的问题——关于世界体系中发生的基本社会经济变化，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并试图说明为什么美国人对这些变化的影响较小。
    运用跨学科方法的比较文化研究领域内的进一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这一点。例如，今天共产主义正在失去其对拉丁美洲的影响。但这一地区某些地方的局势始终是不稳定的，甚至是有爆炸危险的。美国在拉美大部分地区越来越不被看作最高军事仲裁者。美国总统没有中止使用军事力量，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影响加剧而不是改善了局势，导致了恢复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不稳定形势的基本条件。必须更深入地研究这些条件，从各种不同角度考察它们，以便理解当权者易于利用武力掌权的政治形势。
    何况可以假设，近45年的历史引起了美国外交史和整个国际关系史中的偏离。或许通过进一步研究1939年以前、特别1941年以前的世界体系，我们将拥有比“现实主义”对“冷战”研究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更珍贵的材料。
    最后必须指出，除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之外，其他一些国家对研究者开放（系统地、真诚地）档案，以提高学术著作的质量，使之更丰满，这是非常有益的。只要还没有把握往事的全部教训，我们在将来便不会在国际关系方面取得相互谅解。
    （摘自俄国《近代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1期，作者为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