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调离中国战区后，罗斯福总统要求蒋介石提名三位可为他所接受的美国人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候选人。蒋介石通过赫尔利提出亚历山大·M·帕奇、文伯特·C·魏德迈和沃尔特·克鲁格。尔后，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经过你认可后，魏德迈将军可以出任你的参谋长。我也将任命他为所有在华美军的司令官。”〔15〕魏德迈曾就读于德国和美国的参谋学院，谙熟参谋工作，时任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对中英间的情况比较熟悉，故乐于被蒋介石所接受。
    魏德迈来华后，吸取史迪威的教训，对蒋介石表现得比较恭顺。1944年11月1日，他在重庆第一次与蒋介石晤谈即表示：“我是委员长的 参谋，参谋的任务是忠实地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把委员长的命令变成有效的实际行动，而且使这一切行动都适合委员长的企图。”〔16〕蒋对魏的态度也比较友好。为了有效地履行参谋长的职责，魏德迈在重庆组织了“中美联合参谋部”〔17〕（中方称之为“中美参谋会报会议”）。参加联合参谋部的美方人员为美军参谋长马克鲁少将、中国战区后勤司令齐福士中将，汽车运输专家某上尉和主管后勤的上校参谋一人，主管作战的上、中校参谋各一人，主管情报的上校一人。中国方面最初参加的有后方勤务部参谋长汤尧、军令部第一厅长张秉钧，第二厅长郑介民，担任翻译的中将高级参谋何世礼，少将高级参谋刘耀汉。1944 年12月，魏德迈鉴于许多重大问题汤、张、 郑三人都不能负责决定而扩大组织增加军政部长陈诚、军令部次长刘斐，后方勤务部副部长端木杰。
    “中美参谋会报会议”（“中美联合参谋部”）由魏德迈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亲自主持，每周举行两次会议。会议内容最初只交换中美双方情况，且只限于中国战区范围以内的情况，如敌人到达地区，我军空运情况，美军空战及轰炸情况等。后来逐步扩大业务，举凡作战计划应互相抄送一份，尔后即作为会报会议决定的计划，交由中国的主管部门用蒋介石的名义发号施令。凡中国向美国要求的援助（如美械装备中国部队、战略空军的推进、补给物资的增加等问题）和美方要求中国的事项（如美国空中堡垒到华后使用的特别机场的建设，由印度到中国的输油管铺设等问题），都通过“中美参谋会报会议”加以决定。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战区的统帅机构以参谋长的易人为标志，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42年3月8日到1944年11月魏德迈取代史迪威之职，由于史蒋矛盾等原因，呈现出一种极不健全的状况。后一阶段，从1944年11月1日到1946年4月22日中国战区正式关闭，建立了具有联合参谋部性质的“中美参谋会报会议”，但由于蒋介石的排共反共政策，该组织中没有中共军队代表参加。这无疑使该组织机构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受到局限。尤其是日本投降以后，中国战区的性质逐步发生根本变化。
    为加强与其他战区的联系与配合，中国战区还向其他战区或反法西斯国家派出常设军事代表机构。如西南太平洋战区设立后，中国战区曾派郑介民为“出使魏菲尔总司令部代表”，新加坡陷落，西南太平洋停止活动后，始“自荷印脱险归来”〔18〕。东南亚战区建立后，中国又及时派去一个军事代表团“留驻战区统帅部以利联系”。该代表团以冯衍少将任团长，以程振粤为秘书，陆海空军各派一名军官为联络参谋。〔19〕由于东南亚战区与中国战区利害关系极为密切，且均为美军中印缅战区活动区域，所以从1943年8月到1944年7月，史迪威既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又担任东南亚战区的副总司令。〔20〕有的论著说中国战区统帅和东南亚战区统帅“由同一个统帅兼任”〔21〕，似为对史迪威任职的误解。中国战区还向美国派出以熊式辉（后为商震）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常驻华盛顿负责联系军事合作事宜，并出席太平洋作战会议。相应地，美国、英国、东南亚战区等地向中国战区派有常设军事代表机构。
    中国战区辖区最初包括中国、越南和泰国，经过魁北克会议的非正式调整和盟国最高司令部的最后确认，泰国辖归东南亚战区，越南北纬16度以南地区在杜鲁门与蒋介石协商后划归东南亚战区。这样，中国战区的最后范围是中国和北纬16度线以北之越南地区。中国战区辖区问题是史学界说法颇为混乱的一个问题，本人曾专门就此写过一篇考证文章〔22〕，这里就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