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的演变，乃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职能是趋于不断增强的。各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历这种变化，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国家机器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虽自立国初就存在，但真正标志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动的，乃是20世纪初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
    一、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生活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超过农业而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工业的内部结构中，工厂制企业的商品产量大大超过手工工场企业。与此同时，经济制度也发生深刻变动。首先，生产规模日益扩大，1900年雇员在500—1000人之间的工厂有1063家，1000人以上者有443家。①其次，工业联合与资本集中的运动，经过卡特尔、普尔、托拉斯等几个阶段，最终以控股公司的形式获得很大进展，资本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1898年有20家，1900年达73家；②是年美国40％的制造业产品是由1％的企业生产的，可见，垄断公司已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宰。
    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对美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其负面效应，尤其引人注目。由于大公司的崛起，经济领域的弱肉强食现象更为触目惊心，原有的经济活动规则显得很不适用；市场出现新混乱，消费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劳工受到垄断资本的进一步压榨，企业劳资关系普遍紧张；手握经济大权的资本家极力谋求相应的政治权力，民主政治几乎沦为金钱政治；自然资源与环境遭到破坏，威胁到经济的长远发展；保护关税已成为垄断资本操纵国内市场的工具，货币制度也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脱节。所有这些问题，不仅有碍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危及社会的基本和谐，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时人们普遍担扰的是，物质力量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对立物，少数工业和金融巨头将建立奴役人民的财富寡头统治，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会毁于一旦。因此，人们呼吁对经济力量施以社会控制，对大公司实行有效监督，以维护美国的根本制度。这就无异把经济问题转化成了政治与文化问题。可见，当时美国社会的最大需要，就是要运用政治结构的调节作用来清除经济发展的反社会、反文化后果。
    实际上，美国经济生活的弊端，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表现。工业化带动经济结构发生巨变，而政治结构和社会心理文化结构的变化相对滞后，从而导致社会失去和谐，出现种种不适应症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一个观点，只有从生产工具到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资本主义才能存在下去。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实际上正处于这样一次重大的变革之中。由于生产迅速发展和垄断公司制的形成，经济生活变得日益复杂，生产的社会化趋势不断增强，企业活动已不再是单纯个人的事情，而涉及整个社会；仅凭个人和市场本身所无法应付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自由放任的经济生活状态，已经造成了许多危及社会发展的弊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非经济的手段来解决难题。唯一能承担这一使命的，只有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国家。
    作为社会变革先锋的美国思想界，很早就意识到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一批曾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对德国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做法印象颇深，回国后很不满于美国的自由放任风气，认为“自由放任主义在政治上是不安全的，在道德上也是不牢靠的，因为它不能给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提供充分的解释”；④“经济条件的向前发展，必须配合着相应的立法政策的发展”。⑤也即说，必须放弃自由放任主义，实行政府干预。以索尔斯坦·维布伦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和约翰·贝茨·克拉克为主将的美国边际效用学派，都主张对经济制度进行调整。⑥可见，在那时的美国经济学界，政府干预的主张是十分流行的。其他的社会集团也呼吁联邦采取积极行动以整顿经济生活。例如，平民党人要求国家控制大公司和经营铁路运输，征收累进所得税，禁止对土地和自然资源进行投机和垄断。⑦正如当时有人所说的，人们普遍感到大公司和少数人奴役人民“这种危险迫在眉睫，都认为必须坚定地面对这一危险，采取法律上的管制，以保证人民不受压迫和虐待”。⑧由此可见，政府干预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性要求，确乎是势在必行了。
    二、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
    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国会在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先后通过《州际商务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厄尔德曼法》等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法令。不过，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法令长期没有切实执行。进入20世纪后，联邦政府才开始认真推行干预经济的政策。
    1.反托拉斯运动
    反托拉斯运动起源于中西部农场主对工业资本的抗议，其最初的目标在于限制工业联合，摧毁垄断行为。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当政后，这一运动转化为一种监督企业活动、维持经济秩序和提倡正当竞争的社会行动，使原来不切实切的空想变成了切实可行的政策。
    反托拉斯法得到认真执行。1901至1918年间共有214起反托拉斯案件，而此前的1890—1900年间仅18起。⑨国会还对反托拉斯法进行修改，于1914年10月制定《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对违法的企业行为做了具体规定，是一个很大的改进。而且，由于1903年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商务与劳工部公司局的设立，反托拉斯还实现了制度化，走上了正规化和经常化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开始对企业实行全面的监督和管理。1914年9月，国会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设立独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有权调查和处理不合法的公司活动，禁止不公平的竞争方式和欺骗性的企业行为。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