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就其本性而言，资本是不喜欢任何外来干涉的。一旦稍有藉口，企业界迫于各种压力而接受政府干预所郁积的不满，便会爆发出来。1907年后，美国经济出现波动，企业界马上异口同声指责联邦的经济政策，声称“要使企业摆脱政府的迫害”，认为“国内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安静的时期，一个不受政治鼓动与攻击企业的干扰的时期”。（19）
    其实，政府干预对企业界所产生的长远后果，那些目光短浅的企业主是看不到的。联邦对经济生活的介入，一方面调整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也改变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从企业方面看，不少大公司开始注意改善其社会形象。长期以来，大公司老板因其不择手段、暴富妄为而被视为“强盗大王”，社会声誉很坏。在政府监督与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下，大公司不得不重新认识与社会的关系。美国钢铁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等企业，为了树立“好托拉斯”的形象，在所属工厂中实行福利措施，改善生产条件，并定期公布公司的证券情况。一些百万富翁捐赠财产兴办慈善与文化事业。这些做法与以往那种“让公众见鬼去吧”的派头已迥然有别。从社会方面来说，政府干预使人们增强了控制大财富势力的信心，获得某种安全感，觉得“美国政府比任何资本集合体都要强大”。（20）正如当时一位学者所说，“对铁路、工业公司和金融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加以讨论，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破坏性的批评与攻击的日子已告结束，这个国家已进入一个建设性的建议与调整的时期”。（21）因而可以说，美国社会已初步适应垄断公司制及其所造成的各种变化。
    更重要的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得到调整，显露出某些影响深远的新趋向。在自由放任时代，国家机器只是资本的“守夜人”，其职能仅限于“维持秩序从而使企业活动成为可能”。（22）资本家利用政府，如同利用其他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利润的工具。20世纪初，联邦政府通过对经济生活的有力干预，改变了在与企业的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即说，国家超越于资本的个别和短期利益之上，不仅充当企业的保护者，同时也是企业的监督者和管理者，为了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国家可以不顾资本的目前要求而采取行动。但这并不等于说国家已完全摆脱了企业界的控制，相反，联邦政府的政策仍旧是以资本的利益为指南的。
    在企业界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政府的有力干预，他们逐渐意识到抗拒政府干预是无济于事的，因而开始背弃自由放任主义，转而倡导合作运动。这种合作是双重的，一是企业之间的合作，二是企业与政府的合作。企业合作的思想，在阿瑟·埃迪1912年出版的《新竞争》一书中得到阐发。埃迪称旧式的竞争为野蛮残酷的竞争，而新竞争则是“合作的竞争”。（23）反映这种思想的“新企业运动”有一个重要内容，即倡导建立贸易协会以促进企业合作。可见，企业合作运动实际是企业界自行寻求新的经济秩序的一种努力。在此同时，企业与政府的合作也成为一股日渐增强的趋势。美国钢铁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是其主要倡导者，其领导者表示愿意向政府提交年度报告，汇报公司的财务、收入、财产、产品等方面的情况，力图与政府通过“一切可能途径进行合作”。（24）罗斯福总统肯定这一做法，向企业界提倡主动公布公司情况，让公众了解真相，从而达到监督的目的。在他当政期间，政府与企业合作的主要方式是订立君子协议，企业保证遵守法律，政府则答应不予起诉。但君子协议不仅未能约束企业活动，反被大公司（特别是摩根集团）当成护身符。1914年以后，联邦贸易委员会成了企业与政府合作的主要桥梁，特别是在企业合作的鼓吹者爱德华·赫尔利出任主席后，该机构成为企业界的朋友。1917年7月联邦战时工业局成立，企业与政府的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关于国家与企业的这种新关系，《经济学家》杂志有文章论及：“联邦政府成了美国所有主要公司的合伙人，……对这些公司的事务的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25）
    企业界由自由放任主义向合作主义的转变，预示了国家与企业关系演变的方向，为威尔逊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和罗斯福新政的出台作了必要的铺垫。不过。这个时期政府与企业的合作还是一种比较脆弱的关系，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界的态度；而且，政府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往往因合作而放松，企业界则利用合作来发展自己的利益。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乃在于那时美国国家机器相对弱小，不能有力地控制私人垄断组织。
    四、政府干预的历史地位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几经变化。在其早期阶段，国家一方面赋予资本以充分的活动自由，另一方面又为其活动提供必要的保护。联邦政府通过其金融货币政策、关税政策、土地政策来鼓励私人兴办企业、发展生产。这个时期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属于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的第一种情况。（26）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兴起，生产日趋社会化，经济生活中原来那种自由放任和非组织化已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于是，资本家采取两方面的努力以改变这种状况。一是进行企业合并，通过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以及改进管理来加强局部组织化和计划性；二是成立贸易协会和企业团体，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加强企业合作，以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但是，这些努力仍是自发性的，其本身即是非组织化的产物，因而不能从整体上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并对生产进行领导，以维持经济的增长。这一趋势在罗斯福新政以后日趋强烈，其结果是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20世纪初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处于美国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形态过渡的前奏阶段，其本身尚不具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干预的性质，但对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却是一个有力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