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管理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对美国经济和国民生活都至关重要，但一直存在许多严重问题，运价混乱、歧视货主、回扣之风极盛、安全设施缺乏、劳资关系紧张，乃令人瞩目。公众对此不满已久，长期呼吁政府占有或经营铁路。1887年的《州际商务法》未能发挥应有效力，进一步加强对铁路的管理，仍是联邦政府必须承担的一项艰巨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先后通过《埃尔金斯法》（1903年）和《赫伯恩法》（1906年）。前一法令侧重打击铁路运输中的回扣之风；后一法令极大地加强了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权力，使它可以为铁路公司确定合理的运价，从而能够真正有效地管理铁路。此后，委员会的权力获得不断扩大。1910年的《曼—埃尔金斯法》授权委员会暂时中止铁路运价的上涨；1912年的《巴拿马运河条例》将水路运输置于其管理之下；1913年的《估价条例》使之获得对铁路财产作出估价以确定合理运价的权力。至此，铁路运输已完全处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
    3.保护消费者权利
    19世纪末以来，资本家唯利是图，劣质产品、冒牌货物、不合标准的药物、极不卫生的食品充斥市场，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为扭转这一状况，国会在罗斯福总统的敦促下，于1906年通过了《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物法》。前者规定，凡进入州际贸易和对外出口的肉类及肉制品，必须接受联邦的检查，国会为此拨款300万美元；后者禁止在州际商务中生产和销售掺假、冒牌的食品和药物。（11）这些法令有助于建立商业道德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4.调整企业劳资关系
    激烈的劳资对抗长期以来困扰美国社会，其根本原因乃是资方对工人的过度压榨和对工会权利的否认。为缓和劳资关系，维护企业生产环境及社会安定，联邦政府一方面限制资方的剥削程度，一方面调解工业纠纷。联邦领导人很关注工会的合法权利，认为工人与雇主之间的集体谈判机制有益于建立良好的工业关系。《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第六款禁止用反托拉斯对工会进行起诉，这是联邦法令中第一次正面涉及工会的法律地位问题。1906、1908和1916年国会几次通过《雇主责任法》，要求资方对工业事故承担责任。1916年的《亚当森法》赋予铁路工人8 小时工作日制。《基廷—欧文法》规定了雇佣童工的年龄限制。这些法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工人的剥削，受到工会的欢迎。此外，联邦政府还积极调解劳资纠纷，先后设立调解与和解局、调解事务局等机构。这些措施有助于维持正常的工业关系。
    5.保护自然资源
    在20世纪初成为全国性行动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政策，旨在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控制，缓解无政府式的开发利用所造成的破坏和浪费。1902年的《纽兰兹法》促进了对西部贫瘠地区的开发；1905年国会将国有森林管理权交给由专家主持的农业部森林局；国有林地和矿产保留地的面积分别增至46410209和650000000英亩；（12）此外还设立了一些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和历史名胜纪念地。全社会关心和保护自然资源的热情十分高涨，1908年在白宫召开了两次全国保护自然资源会议，各类民间组织纷纷成立。
    6.改革银行货币制度和修订关税
    为改变混乱和缺乏中央银行控制的国民银行体系，国会于1913年通过《联邦储备银行条例》，建立以联邦控制为基础的联邦储备体系，实现了银行货币制度的现代化。适应了工业发展和金融资本崛起的需要。同年，国会还制订《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平均降低关税24—26％，开始改变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以上这些政策措施表明，联邦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干预，基本上抛弃了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国家机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开始出现历史性的变化。
    三、企业界与政府干预
    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直接影响到企业界的利益，而企业界对联邦政策持何种态度，则主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些政策与其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作何理解。
    一般说来，政府干预和个别企业主及企业界的短期利益存在一定冲突，因为政府的政策妨碍了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制追求，与他们信奉的企业自由及财产权利原则格格不入。因此不少企业主对政府干预表示反对。例如，1902年罗斯福总统调解矿工大罢工时，有的报纸扬言要对总统进行弹劾；铁路大王詹姆斯·希尔抱怨联邦的措施使他办事“有点艰难”；（13）有的企业主甚至认定，“那些立法者作为一个阶层，对我们的利益并不友好”，他们要求政府不要插手企业事务，否则就会阻碍进步。（14）
    但是，对整个企业界的利益，特别是企业界的长远利益来说，政府干预不管是一剂味苦的良药。企业界的明智之士对此亦有清醒认识。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埃尔伯特·加里认为，罗斯福管理大企业的政策，乃是保护私人权利不受侵害的“强有力的屏障”；（15）该公司的创始人乔治·珀金斯也反复劝说企业界主动接受政府的监督和管理。推行政府干预的主要决策人物，如罗斯福就曾表白，他的政策“实际都是为了财产的利益，因为这将使之免受革命的威胁”；（16）罗伯特·拉福莱特则声称，他在威斯康星的改革实验“使企业获得保障”；（17）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也向企业界保证，“道路已清楚而稳固地摆在了企业界的面前。这是一条在行走时毋须担忧，没有难关的道路”。（18）可见，政府干预的出发点原本是在于保护企业利益的。正因为如此，联邦的各项经济政策都是以部分企业主的支持为社会基础的，其实际的受益者也是企业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