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形势与世界形势的新发展，都要求我们加强对世界史的研究，把它提到一个新的水平。
    首先，我国的四化建设要求全面掌握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各个国家的特殊发展趋势，深入研究和借鉴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其次，世界已联成一气并在迅速“缩小”，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日益加强，中国要参与解决世界性的大问题，这就要求提高全民族对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的知识水平。
    再次，世界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内容，不断有新的发展，世界史研究的世界化程度日益提高，这也提出了这门学科如何跟上世界形势和世界史教材如何反映世界最新学术成就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新任务，将涉及这门学科建设的许多方面的问题。但全面论述这些问题不是本文以及笔者所能胜任的。本文只想结合当前国外世界史研究的某些动向，侧重谈谈有关探索世界通史研究中的新课题与新方法方面的问题，提出一点刍见，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
    加强世界史的横向发展研究与宏观研究
    把世界历史作为全球性的历史活动与经验来进行研究，这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逐步开展起来的。因为人类活动的范围是逐步扩大及于整个地球的，而把全球视为一个整体的新的世界观，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冲破一切旧的区域性樊篱并把世界逐步联成一体的条件下才可能产生。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出色地表述了一种成体系的唯心主义的世界史观。从十九世纪以来，综合性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著作陆续出现于西方学术界。唯物主义的世界史观的奠基人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同时，就把单独个人的、单个国家的历史活动纳入“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之中来进行考察①，对人类历史的统一进程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崭新世界观的基础。后来他们根据自己的崭新世界观和关于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阶级斗争一系列新概念，探索了从原始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相继更迭的基本历史规律。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就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是对整个世界史观的伟大贡献②。
    恩格斯在晚年时对德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他们所开创的重新研究世界历史的工作，仍有待于后继者去努力完成。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许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最初，大多着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探讨。拉法格、梅林、普列哈诺夫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对于如何按新观点来重新编写世界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探索和实践的艰巨任务。
    本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批评了苏维埃初期那种用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和社会学公式代替具体的系统的历史叙述的倾向③。到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苏联开始陆续出版了十卷本的《世界通史》，这是苏联前此几十年中世界史研究的一项主要综合性成果。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通史体系的探索，具有开创性，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此书已译成中文出版，过去在我国的世界史学界影响很大。这部卷帙浩大的世界通史的基本架构，是按社会经济形态划分历史时期，再分段进行国别和地区的历史综述。突出俄国和苏联的世界历史地位，突出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是该书的重大特点。
    六十年代以来我国自己编写的世界通史教材，大体上是这个基本架构的缩影。这个架构中的一个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把世界各国的国别性的历史真正组合成为有内在联系的全球性的历史。
    作为全球性世界史（不是指作为国别史的外国史），不论在中国和在别的国家，都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世界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内容包罗万象，无限丰富，不能没有一定的限界和主要的研究任务。长期以来，世界各国所出的世界通史著作大多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最近，周谷城先生在他的旧作《世界通史》影印本的新序中，重申了自己的看法：“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④这个“有机统一体”的观点很重要。从来的历史著作都是以本民族和本国为核心和主体的。对四邻国家的历史研究，扩而大之对全世界的历史研究则是派生的，是以本国历史为出发点的。因此，世界通史的最初的现成框架是国别史的总和或综合，即国别史汇编或列国志。但国别史的总和不能算作世界通史，也不可能构成“有机统一体”。要写出作为人类整体发展过程的世界史，并不是要把没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条件和过程随便纳入一个统一的世界史结构，而是要写出人类历史如何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发展，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逐步汇合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进程。
    人类散居在世界各个地区，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是相对孤立地发展的，他们的活动是按原始群、氏族、部落、民族、国家等不同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进行的，因此世界历史的格局是相对独立的、平行发展的多中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