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世界通史和国别史（兼及地区史）两大类，专题性研究的开展相当薄弱，对世界历史的过程横向运动的研究注意得也不够。世界通史的架构，主要着力于纵向运动，对一个历史阶段中的跨国家、跨地区的综合研究相当薄弱，或是受国别史总和的框框的束缚，或是以偏概全。在这方面，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在跨国家、跨地区的专题综合研究中取得的进展，很值得我们注意。世界史上的许多重大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事件，如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农民运动等等，都已经不限于进行个别国家的国别史研究，而且进行跨国家、跨地区的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探索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从发源地向世界发展、传播的过程和相互影响，也就是把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打破了国别史的时空历史架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⑧，取材宏富，融会贯通，被誉为这种综合性的宏观研究的开路之作。该书的观点是否正确，此处不拟申论，但它所采用的全局观点和综合分析方法，反映了世界史研究从分析走向综合的新趋势，从微观逐步扩大到宏观的新趋势。这也是当前国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的共同新趋势。我们要想在世界史研究，特别是在世界通史研究和教学中打开新路子，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没有这种新的综合研究成果做基础，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就世界史这门学科来论，世界愈是卷入统一的历史进程，对这种统一进程的整体研究，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所展现的共同历史规律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相关研究以及全球性相互关系的研究，必然会日益加强。加之世界上国家愈来愈多，国际事务日趋纷繁，世界史的面就愈来愈广，按老办法教下去，世界通史的教学也将不堪重负。加强世界史的整体发展进程研究，有可能形成宏观历史学，以区别于国别史研究或国别史总和的研究方法。由于研究对象不同，理论与方法都必然会有新的发展。这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本来就是宏观的方法，它不是以某个国家或某一地区为中心来观察世界，而是从人类历史共同规律和总发展趋势来观察世界及其各个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可惜多年来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本来已为宏观历史学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当然，要开展宏观历史学研究，还应吸取现代科学的系统论和比较史学方法及其他学术成果。提出这一问题，并不否定国别史研究的重要性。世界的分国研究始终是世界的整体研究的基础，基础不固，大厦难立。
    必须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进行创造性的新探索
    世界史发展的总趋势是：愈到近现代，人类的活动方面和范围愈宽广，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发展愈丰富和复杂。但我们目前的世界通史教材所包括的内容却是，愈到近现代愈窄狭、愈简单化。这一点不进行较大的改革，不仅不利于世界史学科的迅速发展，不适应现代化教育的需要，也难以吸收国外世界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在过去一个时期中，世界古代史的内容涉及的知识面还是比较广泛的，包括生产工具的发展，科学技术发明、经济生活，政治制度，王朝战争，文化发展与交流，宗教习俗，民族变迁，以及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等等。及至近代世界史，所涉及的历史面则较窄，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一般下降为重大的阶级斗争的背景、陪衬与铺垫，除了工业革命保留作为重大的经济课题之外，全部历史过程几乎都被纳入到资产阶级革命、工人运动、殖民地掠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史框架即阶级斗争结构之中。至于谈到世界现代史，涉及的历史面更为狭窄。在一个时期，阶级斗争的“纲”已取代一切的“目”，无限丰富、矛盾错综复杂的现代世界被砍削得只剩下一副“革命”的架子（社会主义革命、反帝斗争、民族解放运动）。这种世界史框架之下，仔细观之，古代史大致是以文化史或政治文化史为主线，近代史大致是以政治史为主线，现代史则几乎只有革命史的主线了。因此，进入近现代史时期，世界上只有发生过重大的革命斗争和重大战争的国家，才能在世界史上占一席之地；这些国家的和平发展时期也无法纳入这个“框框”。这就是说，作为国别史总和的世界史框架，到世界现代史范围内变成不折不扣的各国革命史的总和了。
    这套世界史框架的形成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包括苏联世界通史体系带来的影响，此处不拟申论。
    解放思想，打破这种狭隘的框架，已成为世界史学界的一致呼声。但要设计出更完善的框架，就不仅应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正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科学体系，而且必须对许多新的重大历史课题进行创造性的新探索。
    前面提到，历史只是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才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正是从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解剖入手而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世界史观和体系的。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复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⑩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进行了深刻的解剖，而且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来龙去脉，指出了它必然要通过自身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过渡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趋势。马克思用它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来解剖前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提出了人类发展所经历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发展总进程。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社会的同时，还指出它的另一特征：“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11）这一点对于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不仅影响近现代世界历史的理论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影响对现代世界的许多新现象进行全面的科学的新概括，而且也影响对历史上已经死亡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全过程的深入研究。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世界政治的研究过去多年被忽视（12）。由于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具有最重大现实意义的世界现代史成为令人生畏的研究领域。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