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便有论者断定，投降书是“出自丁汝昌亲裁”；丁汝昌服毒自尽的时间也不是 姚锡光所记：“十八日晓夜四更许、即北洋舰队投降前夕。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请降书 后、即十八日晚到十九日黎明前。”（注：张凤翔：《丁汝昌之死考析》，《内蒙大学 学报》1986年第3期。）这一推断是否能够成立呢？回答是否定的。对于前引只三条材料 ，稍微认真查核，便不难发现，其中漏洞甚多，必须对其加以辨析，以识别其真伪，否 则是不能放心使用的。
    《中东战纪本末》所记丁汝昌死事情形甚详，倒是颇引人注目。书中称所记系根据“ 西简”而言。所谓“西简”，当是某洋员致上海报馆的书信。这位洋员究为何人，暂时 难以推定。即使他确实是北洋海军中的洋员，也不能证明这条材料有多么高的史料价值 。相反，在这短短的数百字中，编造的痕迹处处可见。试看，伊东问：“丁提督安否？ ”程答：“病。”丁汝昌本无病，为什么不回答“安”而回答“病”呢？此其一。伊东 问：“刘总兵安否？”程答：“安。”这就更是大错了。据李秉衡奏称：“十二日定远 被倭击沉，刘步蟾恐为敌所捞获，十六日用水雷将船身轰散，即于是夜仰药死。”（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第518页。）刘含芳致北洋大臣王文韶 电禀亦称：“十七日刘步蟾，十八丁汝昌……均先后殉难”（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日战争》，第3册，第466页。）。刘步蟾是十六日夜吞的鸦片，延至十七日身故 的。对此，程璧光难道会不知道？此其二。程璧光又告伊东曰：“昨带贵提督公牍及私 函呈丁公，观其容色，似甚感动，即入座作函毕，起而言曰；‘我事毕矣！’遂入卧室 ，服生鸦片一大剂。”照程的说法，丁汝昌复伊东书是亲自写的，更是难以令人置信。 即便是丁汝昌当时还活着，也不会亲笔给敌将写信。从现存的丁汝昌函件看，除私函外 ，公函皆由书吏捉刀，何况致函敌将乎？因系编造之言，必力求其真切，反而愈见其假 也。此其三。由此可见，这条材料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
    “已降复死”所说依据的第一手材料，惟有王文韶、李秉衡二人的奏报，而其所奏皆 来自《牛昶昞禀》，仍难令人凭信。众所周知，牛昶昞是北洋舰队投降的主持人。他同伊东祐亨会见两次：第一次，是在十九日上午，他怕伊东不接纳他，对伊东说：“我在刘公岛，丁提督次级也。今来贵舰，幸与我共议事。”会谈时，双方在交出刘公岛炮台、军械及军舰问题上皆无异议。但日方提出：投降之中国将弁，将由日兵监护押送至国外。牛面有难色，“请令赴芝罘或养马岛”。伊东勃然作色，责之，牛唯唯而已。当日未成议而散。第二次，是在二十日下午，牛昶昞复至日舰，交出中国将弁、洋员名册及陆军编制表，并告以担任武器、炮台、舰船交接委员的名单。随后，即恳求伊东废监护日兵：“贵官诚能垂恩典，使得海路赴芝罘，即望外之幸也。”（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刊行时间不详，卷12，第415～416页。）伊东沉思良久，始诺之。遂签订《威海降约》十一条。牛昶昞既与投降事大有干系，我们对他的报告不能不加分析，便完全信之无疑。
    与程璧光和伊东祐亨的对话相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所说的丁汝昌死事情形 是互相矛盾的。程先于牛与伊东会见两次：第一次，是在十八日上午八时半，向伊东致 送投降书；第二次，是在十九日凌晨三时，致送复函，要求展限三天。照程的说法，丁 汝昌是在他第二次去日舰之前服毒的。而牛的说法却不同，他说得很明白，丁是在程第 一次“开船之时……仰药”的。牛、程同为北洋舰队投降的当事人，究竟以谁的话为准 呢？看来他们都在力图掩盖事实真相。然而，即使遮饰得再巧，也总难免要露出破绽的 。正所谓欲盖弥彰也。
    近年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的发现，似乎又为“已降复死”说添了新的论 据。然也有可疑之处。试看《杂记》所述：
    （正月）十八日，丁统领命候补直隶州借补游击、海军军械委员陈恩焘作英文情愿输服 之书，并请释海军士卒，命广丙管带都司程璧光，乘镇北蚊船，悬挂白旗，献于倭舰统 领（伊东）。先是海军仅剩镇、平、济及康济、广丙五艘，并蚊船六艘，益以军火已馨， 军粮已绝，无可如何。乃问计于陈恩焘，陈曰外国兵败有情愿输服之例，遂引某国某人 有行之者。丁意遂决，乃命陈书而献之。……十八夜，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及黄岛护军 统领张得三（文宣）服毒而亡。（注：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未刊稿，第47～4 8、46、47页。）
    卢谓丁汝昌决定投降，乃是问计于陈恩焘的结果，殊难令人凭信。陈恩焘是马尾船政 后学堂驾驶班第五届毕业生，不过任军械委员，当时刘公岛上船政驾驶班第一届毕业且 担任管驾官者还有多人，如副将叶祖珪、邱宝仁等，官职皆比陈高，还有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和海军营务处候选道马复恒，则是丁汝昌以下掌握实权的人物，丁汝昌都不与他们商议，却单单问计于陈恩焘，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卢毓英记忆有误的话，那么，这肯定是陈恩焘的自我吹嘘。何况陈恩焘所述与其他文献多有矛盾，牛昶昞禀说是“与马格禄面商”，戴乐尔回忆录说美籍洋员郝威“倡议假丁提督之名作降书，并亲自起草，书成，译作中文”（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67页。）等等，都说明卢毓英的话是靠不住的。至于卢氏所说丁汝昌的服毒时间，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他虽身在岛上，却已无任职，甚为惶恐不安，抱着“今朝有酒今日醉”的心理，整天间“扫明灯，吐云吐雾，置外间之事于不见不闻”（注：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未刊稿，第47～48、46、47页。），所以他并不是丁汝昌自杀的亲见者，《杂记》所述不过是重复所闻牛昶昞禀中的话而已。
    回过头来再看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便不难发现其所述丁汝昌之死确有根据。 为什么这样说呢？
    根据之一，是英籍洋员戴乐尔（W.F.Tayler）的对华回忆录《中国事记》。内称：“12 日（夏历正月十八日）清早，丁提督自杀身亡。我不曾亲临目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惟得 自传闻及事后发表的瑞乃尔报告而已。盖丁氏既死，马格禄、郝威及中国官员数人上岸 至牛道台寓所，遇见瑞乃尔。郝威倡议，伪托丁提督名义作降书，并亲自拟稿。译成中 文，并钤提督印。”（注：W.F.Ta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1929,P.85. ）戴乐尔所记丁汝昌死事情形，并非向壁虚构。据他自称：一是得自传闻（rumour）；一 是根据德籍洋员瑞乃尔（T.H.Schnell）的报告。英语rumour一词，有传闻、谣言、流言 等含义，张荫麟先生的译文作“谣传”（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 册，第67页。），显然与原文意思不合，因为“谣传”系指传播无事实根据的话，与戴 乐尔的本意是相违的，故应译作“传闻”为是。瑞乃尔时为炮兵教习，曾积极鼓动投降 ，始终参与其事，所以戴乐尔说：“我采取瑞乃尔报告所述，以其可靠性颇高。”（注 ：W.F.Ta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1929,P.85.）对照《东方兵事纪略》 和《中国事记》，可知姚锡光与戴乐尔对丁汝昌之死的记述，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