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到十六世纪是西欧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时期。作为“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的市民异教和农民平民异教，曾经先后出现于这时期的英国、捷克和德国，并在这些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因此，专门就这两个异教形态进行研究，必将为进一步理解整个西欧的反封建斗争问题提供条件。
    本文试采用比较方法：分别考察两个异教在一国的联系和对立，综合探讨二者在不同国家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并在发现的所有“同”和“异”中寻求它们的发展规律。
    一、成员复杂的劳拉德派
    在十四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平民异教已“发展成一种与市民异教鲜明不同的党派见解”①。对这两个异教在英国的出现，苏联一些教材分别讲述了威克利夫倡导的教会改革和约翰·保尔为代表的劳拉德派的活动②；但未提二者之间的联系，似乎它们是对立而平行发展的、互不相涉的。西方学者则认为劳拉德派是“威克利夫的追随者”，说它是“威克利夫组织和培育的”；他们往往把劳拉德派也称为“威克利夫派”③。这两种看法的大相径庭为我们提出了问题，使我们有必要对两个异教在英国的形成和发展作一些考察。
    英国的教会改革，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较长的酝酿过程，至十四世纪七十年代才形成一个运动。倡导教会改革的威克利夫，四十三岁以前仍不为时人所知，他1374年因受命同教廷谈判圣职任命权问题，才参与了政治活动。在以后十年里，特别是1378年教会大分裂开始之后的几年里，他发表了许多抨击教会的言论，写了许多见解激烈、理论精辟的神学论文和宣传小册，因而使他得到岗特·约翰的赞助和保护、贵族骑士和大学师生的支持以及伦敦市民的拥护，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他的神学著作《世俗统治》和《论教会》，强调了世俗当局的权力，揭露了教会的腐败堕落，攻击了繁缛仪礼和偶像崇拜，提出了“民族的、廉价的教会”观念。他的《论圣经的真理》和《论圣餐》，主张以《圣经》为教义的唯一可靠依据，否定教士在上帝与人之间的“特殊的”中介作用，给了教阶制度致命的打击，从而推翻了教会权威由之树立的理论基础。这实际上已为市民异教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他提倡用民族语言作礼拜和讲道，本人以英语写出大量神学著作和通俗小册，还和门人一起完成了英译《圣经》。这些论著和活动不仅推动了英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对教会改革和农民起义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为后世宗教改革者和异教活动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供了范例。由于教会大分裂给了英国的改革以有利时机，从1378年到1384年病死是威克利夫一生最为活跃、成就最大的几年，那也是一个具有完整理论的市民异教已经出现和教会改革进入高潮的时期。正是在那个时期，农民平民异教与市民异教及其倡导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早在威克利夫提出其市民异教理论的前十几年，就有一些穿着简陋、思想激进的穷牧师在英国民间宣传农民平民异教的内容了。瓦特·泰勒起义的宣教者约翰·保尔是这种激进牧师的典型，他自六十年代初期起一直在肯特--1381年起义最初爆发的地区--传教。英国史书说他“蔑视教会禁令和监牢，在肯特的墓地里讲道历时二十年”④。从保存在《夫瓦沙编年史》中的那篇讲道词，我们看到他的言论如此激烈、大胆，倾诉了穷苦农民对政府、教会的不满和激愤。正由于在多年传教中反复宣讲了类似的言论，他才“三次被关在坎特伯里的监狱里”⑤。1381年起义开始不久，攻陷了坎特伯里的肯特农民队伍立即打开监狱放出保尔，并推他为运动的一名领袖。说明保尔早就为英国人民，尤其是听过他讲道的肯特人民所熟知和拥护。这不仅因为他讲道的内容激烈，能反映人民疾苦和指出斗争方向；而且还因为他讲道的时间长久，自六十年代初期已经开始。有人就根据他“早在1366年遭到了破门处分，但这时威克利夫仍在信奉正统教义，”而设想“约翰·保尔必定是独自形成了自己的见解的”⑥。但是，像保尔这样一些宣传农民平民异教的激进牧师，一向只是分散、个别地活动，并无统一的组织；更重要的是，这些激进牧师还缺乏系统的异教理论，他们的宗教外衣还不够完整。
    使农民平民异教的活动家与市民异教的改革运动结合起来的是威克利夫。他的一系列反天主教正统的理论吸引了这些激进的穷牧师。这不仅因为他的理论能有力地打击共同的敌人--天主教会，而且还因为从那些理论里能引申出农民平民阶级需要的东西。例如，威克利夫希望教会“自愿地放弃其财产，回到基督教原来的清贫状态”⑦。这些激进牧师不仅赞同教会清贫，而且还主张恢复早期基督教的平等关系。又如，威克利夫根据《新约·哥罗西书》1章16节创立其“天恩”理论， 断言任何人掌握权力和财产皆由于上帝的恩典，条件是此人必须忠诚地为上帝服务，否则其权力和财产必被剥夺⑧。这本来是为世俗统治者剥夺教产提供的理论，但却能引申为否定除上帝以外的一切权威和否定一切私有财产。后来瓦特·泰勒和约翰·保尔在农民起义中就提出了“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教会财产应在俗人中分配”⑨。以上二例足以证明威克利夫教义对这些激进牧师确实起了启蒙、培育作用。这也说明农民平民异教对市民异教的理论是赞同的，而且以市民异教理论为它的依据和出发点，“但是它却走得更远”⑩。威克利夫对于其教义会被引向何处，也并非完全不知，他曾经“明白指出，其主张是哲学和神学上的理论，而非政治观念，但极端主义者无视此点”（11）。
    为教会改革辛勤工作的威克利夫也很需要这些穷牧师。他之所以用英语写作神学论文和通俗小册，目的是把自己的教义让广大英国人民知晓，这些终年巡回各地传道的牧师正好充当他的宣传队员。他们乐于向群众宣讲威克利夫教义，尤其是他那些激烈的主张。“劳拉德派”一词大约出现于此时，它的原意为“咕咕哝哝的祷告者”，这是教会人士对宣传威克利夫教义的穷牧师的贬称。但是，劳拉德派一出现后就得到迅速发展，其成员已不限于这些穷牧师，它成了一个反天主教会的广泛性组织。《英国人民简史》说它出现后“遍布于每个地方和所有阶级之中，在贵族中，在城市里、在乡村的农民中，甚至在僧侣的斋舍里都有，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是劳拉德派信徒”（12）。由此可见劳拉德派是一个成员复杂的教派：从阶级地位和职业来看，既有那些穷牧师--激进的和非激进的，也有贵族、骑士、市民和大学的师生；从信仰和活动来看，主要是市民异教的改革者，但也有一些农民平民异教的革命者。众所周知，劳拉德派中的一些激进牧师，曾经在1381年的起义中一显身手，起义的宣教者约翰·保尔就被认为是“威克利夫先生的学生”（13）。正因为这个缘故，威克利夫及其信徒一时都涉嫌为反叛的共谋者。“他的穷牧师们被视为宣传社会平等的使者”（14）。僧侣们谴责威克利夫“象蛇一样地进行挑唆，发动农奴反对他的主人”（14）。但无论是威克利夫本人，还是其他未参与起义的劳拉德信徒，当时都未受到政府的追究。因为劳拉德派并没有以一个组织出现于起义之中，参加起义的仅是它的一些激进成员而已。它事实上不曾被当作叛乱组织而遭镇压，在1381年之后依然存在并继续作为广泛性组织反对天主教会。
    1382年，大主教库尔内特靠了国王的支持才把威克利夫和劳拉德派从大学清除出去。但“议会拒绝听任劳拉德教徒遭受迫害”（15）。到十四世纪九十年代，议会还重新制定了“受任圣职”、“教皇权力不得逾越王权”等法令。因为这时的劳拉德派仍然有很大力量，甚至能通过议会提出要求，它实际上是英国反教会的中心。格林告诉我们：“这个时代一切宗教的和社会的不满，都自发地泛滥于这个新的中心；农民要求社会平等的梦想、僧侣们激起的仇恨、大贵族对高级教士的嫉妒以及改革的狂热都溶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对教会的普遍敌意。…女人和男人都成了新宗派的牧师。劳拉德派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书籍。…贵族们公开领导他们的活动，把自己的城堡作为劳拉德信徒的避难所”（16）。这段话把十四世纪末年劳拉德派的潜在力量、其成员的广泛性及矛头指向都作了清楚的描绘。1401年针对劳拉德派而颁布的“异端处火刑”法令并未立即奏效，以后下院还两度提出“没收教会财产充作贫民救济会的要求”（17），表明劳拉德派的活动并未平息。直到1417年，奥尔德卡斯尔爵士作为劳拉德派首要人物被处决，大批信徒被迫害和书籍被没收，劳拉德派才转入地下。说明即使到了十五世纪早期，劳拉德派仍与下院、贵族的活动连在一起。因此，认为劳拉德派纯属农民平民异教，或者把它作为威克利夫派中的激进派别，是值得商榷的。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看到：出现于十四世纪晚期英国的两个异教，并不是对立而平行发展的、互不相涉的；相反，它们曾经发生密切联系并相互影响，曾经合作于一个教派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使我们在讨论捷克和德国的问题时，除了辩别两个异教的对立和差异之外，也同样注意到它们的联系和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