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54年西方公使频频来沪进行“修约”活动的时候，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就曾经上奏朝廷要求突破清朝广州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夷务的外交体制：“可否钦派重臣会同两广督臣妥为查办。”（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6页。）吉尔杭阿的建议受到咸丰的痛斥：“是何言语，该抚竟出诸口？揽奏曷胜痛恨！……该抚所奏各情，未必不受人要挟，被人欺蒙也。”（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7页。）这是清政府内部首次提出改革五口通商大臣体制的建议。到1859年2月，奉命接任五口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在《胪陈办理通商机宜八条折》中反对由两江总督兼任钦差大臣，主张设置专职办理外交的钦差大臣，“奏恳天恩，将办理通商之钦差大臣由京简放，即在上海设立公寓，议给养廉，专司其事，以崇体制”（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10页。）。但这个建议仍然被咸丰拒绝：“以前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遇有各国议事，先派员接见，原非事事与总督面议。叶名琛并不派员接见，相视太轻，而又不设备，故尔酿成此变。如果操纵得宜，亦不至蔑视督抚。况总督为地方大吏，足资弹压。若另设钦差，以京中大员任之，恐遇事呼唤不灵。现在抚局尚未大定，所有应办各事宜，俟互换和约后，朕当再行详谕该督钦遵办理可也。”（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12-1313页。）
    第三，五口通商大臣体制缺乏高效的信息反馈机制。
    本来，把办理夷务的官员派往广州，使办理外务的通商大臣远离帝都的权力中枢，这是比较符合传统的朝贡外交的做法的。帝都与边地的信息沟通需要完善的驿递系统来实现。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通过对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在极为广袤的疆域中，建立起了有效的中央集权统治。为了使全国各地的政治、军事信息能够迅捷地汇集中央，以保证权力中枢迅速做出决策，清朝在全国各地广设驿站，建立起了庞大的驿递网络。驿站传递关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紧急大事，是实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物质载体，一向被清代统治者视为国家血脉。康熙帝在其晚年曾说：“我朝驿递之设最善，自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三藩叛逆吴三桂，轻朕乳臭未退，及闻驿报神速，机谋远略，乃仰天叹服曰，休矣，未可与争也。”（注：《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其间透露出康熙对清代驿递制度的无比自豪。清代驿递网络四通八达，其效能在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系统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几乎达到了极至。鸦片战争之后，清帝寄往广州的谕旨大都通过“廷寄”形式，经由驿站传达。廷寄“自雍正年间始”，“军机处有廷寄谕旨。凡机事虑漏泄不便发抄者，则军机大臣面承后撰拟进呈，发出即封入纸函，用办理军机处银印钤之，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注：赵翼《檐曝杂记》卷一。）按照记载，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几个环节：先将已拟好的谕旨和朱批放入纸函中封好，上书“军机大臣字寄某官开拆”字样；然后，由值班军机章京以长二寸、宽半寸、厚一分，上镌“军机处”三字的金牌为质，向内奏事处请出“办理军机事务印信”的银印，在大臣监督下用印后，将印缴回并作记录；此后，将此密件交兵部加封，由兵部捷报处自京师起，选派快马精员逐次驿站驰递。所寄密件根据缓急以不同的寄发速度发出，“其迟速，皆由军机司员判明于函外。曰马上飞递者，不过日行三百里。有紧急则另判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注：赵翼《檐曝杂记》卷一。）。另一则笔记史料也记载了驿递的速度：“告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之不当者，谓之‘廷寄’。……‘廷寄’交兵部用马递，或三百里，或四五六百至八百里以行。”（注：梁章钜《枢垣纪略》卷三。）
    但是，到近代以后，西人轮船，“迅如奔马，疾如飘风”，薛福成曾记载了西人先进的交通技术竟然惊骇得中兴名臣胡林翼“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注：《清代野史》第三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611页。）。至于电报技术，更使信息发出和接收成为“同步”。到中西交往密切的鸦片战争后，与西方近代信息传递系统相比，清代这种传统的驿递体系明显落后。
    在清代，从北京的皇华驿站到广东省一般有两条驿道：一是从皇华驿经涿州，到济南府，再经江宁、安徽、江西，到达广东；二是从皇华驿经保定，到开封府，再经两湖到达广东（注：刘广生《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352页。）。但京广两地之间长达几千公里的地理距离又使北京的皇帝和广州的钦差大臣之间的信息通达在当时的条件下，“若以普通速度，驿递需时约30至35天；若以‘四百里加急’，需时约20多天；若以‘五百里加急’，需时约16至19天”（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64页。）。但这位学者计算的只是单程的时间。从广州钦差大臣的奏折递寄北京，再到皇帝下发的谕旨从北京到达广州，君臣之间的信息循环经历了广州--北京、北京--广州的双程。因此，君臣之间沟通的时间要以双倍计算。如果按照双程计算，即使是“六百里加急”，来回也需几十天。君臣之间的信息沟通具有了很高的“距离成本”。这种制度设置在承平时期还可勉强应付，但在紧急时期，这种遥远的地理距离产生的君臣获得信息的“时间差”却是致命的。历任办理夷务的大臣为避免因等待1个月之后的圣旨而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几乎不惜捏造圣旨和采取先斩后奏的方法。琦善《穿鼻草约》的签订（注：蒋廷黼“琦善与鸦片战争”，见《中国近代史》附录二，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耆英在签订《南京条约》、徐广缙在1849年“入城”危机（注：诺德《1849年的伪诏》，转引自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6页。）、桂良在1858年上海“税则”谈判时期无不运用了这种“大逆不道”的做法。甚至在1858年广州被英军占领后，地方民众也伪造了要求抵抗英军的假圣旨。此外，由于钦差大臣远离北京，导致钦差大臣有了“天高皇帝远”的便利，以至于皇帝偏听偏信，缺乏迅捷的、多渠道的外国信息来源，这又进一步导致了皇帝外交的决策失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叶名琛和咸丰之间的信息沟通，就是这种弊端的体现。“顾南北相距七八千里，实状无由上达，又以叶相驻粤，综理洋务久，更事多，必有把握，故常优答之。叶相失事时，犹奉温谕褒勉，盖冀其措注得宜也。”（注：《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1页。）叶名琛主持五口夷务时期，他向皇帝写的许多反映西方国家情况的奏折内容，有的是想当然，有的几乎就是一派胡言，在一篇分析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奏折里，不仅连战争交战双方英国、法国、俄国和土耳其的地理位置没搞清楚，而且交战国之间的关系也糊里糊涂（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6-437页。）。正如英国公使额尔金所作评论：“贵国向于外事，俱委离京远住之钦差大臣办理，以致历与各国大员每有不洽事故，适遇转陈伸屈，而朝廷仅据钦差大臣奏闻为信……”（注：《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页。）清廷也认为“前因广东距京窎远，夷情不能遽达，致令借端生事，欲赴天津，是以移钦差大臣于上海，并知何桂清才力能副斯任，援两广总督之例，授为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宜。”（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