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关键仍在于确立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史料筛选原则。在把文化看作是民族心理或 社会心理的意义上，文化是思想的土壤，思想是文化的升华。西方文化的输入在社会各 阶层中所引起的心理反映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性演化，都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们的 论说、著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所谓“精英”，实际上是社会各阶层的心理的代 言人；“精英”们之间的思想纷争，实际上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心理纷争的表现。例如 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的心理，就表现为大学士徐桐的奏章、叶德辉等人的《翼教丛编》 ；而近代市民阶层的心理，则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论说。要在徐桐、 叶德辉等人所代表的义和团式的心理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所代表的近代市民 阶层的心理之间寻找一个“平均值”，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此，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 ，只需把社会各阶层的文化心理作为背景来处理，而论述的重点只能是有充足的文献依 据的精英思想。在文化问题上，只需讲述他们在中西文化之争中表达的思想见解。至于 民间对于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输入的心理反映和由此所引发的不同的行 为态度，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信仰和风尚习俗的改变等等，那就是文化史所要着 重加以研究的了，思想史大可不必越俎代庖。
    当然，明确思想史与文化史的不同的研究重点、凸显思想史的学科特色，并不意味着 思想史研究者可以轻视文化史，相反，更应重视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把研究思想体 系与民族文化心理的互动关系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普列汉诺夫说 得好：“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说明根 本就不可能。”[2]（p.272）在处理近代文化史与思想史的关系上，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各 阶层的文化心态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一部近代思想史就 会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缺乏鲜活的生命力。但思想史研究者对近代文化史的关注 ，只能作为思想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而不可把思想史写成文化史。近代文化 史研究者当然也不应忽视先进思想引导文化变迁的作用。
    第三，正确处理近代思想史与近代学术史的关系
    学术是学问与思想的总名。思想者的思考大都是学术研究的结晶，以丰厚的知识积累 为基础，并且总是包裹在一定的学术范式之中。从晚明“实学”到乾嘉“汉学”，都是 具有近代性的早期启蒙思潮赖以孳生和发展的学术土壤；而嘉道年间的经世实学思潮与 晚清改革思潮，则与从古文经学向着今文经学的学术范式转换有着密切的关系。康有为 的“托古改制”思想，就是通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近代今文经学 的名著而表现出来的；章太炎的思想，则往往包含在他所师承的古文经学的学术范式之 中。要让近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一刀两断，不仅做不到，也不合乎思想寓于学术之中的历 史实际和思想通常以学问为根柢、从学问而出的规律。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确立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史料筛选原则。学术是思想的基础，而思 想则是学者因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刺激而从学术研究中生发出来的思考。在思想史研究 者看来，思想史是学术史的精粹；而在纯粹的学术史研究者看来，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则 不是纯学术。“学术史研究的侧重点在于研究学术范式的历史形态的演变和学术研究方 法论的更新；在思想与学问的关系上，它更注重的是学问和与此直接相关的学术理念、 治学方法”[3]，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则是无关紧要的。这丝毫也不影响学术史的 地位和尊严，相反，倒是更能凸显学术史的学科特性。而思想史，则必须首先对思想家 的学术背景有所交代，但重心却必须放在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上。学术史可以对近 代的汉宋之争和今古文学之辨大书特书，思想史却大可不必。譬如康有为，学术史可以 着重论述他的《新学伪经考》而兼顾其《孔子改制考》，思想史则只需略为提及他的《 新学伪经考》，而把论说的重点放在《孔子改制考》和他写给光绪皇帝的大量奏章，以 及《大同书》等著作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上。譬如章太炎，学术史可以着重论述他的朴学 成就、学术史观和方法论，思想史则应着重论述他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如何“用国 粹来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情”，如何引古筹今，来发表其对于解决现实的社会政治 和道德伦理问题的见解。对于近代思想史上的其他重要人物，皆可依此类推。
    当然，作以上的区分并不意味着近代思想史研究者可以不进入学术史的堂奥。既然学 术史是思想史的基础，思想史研究者就必须具有学术史的素养，这样才能更真切地理解 像太炎先生这样的大学者的思想；而近代学术史稍为兼顾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亦可更全 面地反映近代学者们的风貌。近代思想史上也有学问不大而思想影响很大的人，投身时 代激流的社会实践造就了这样的思想家。学术史可以完全不理会这样的人，但思想史却 不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二、关于如何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确立价值中立原则的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总是与“中 国向何处去”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因而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最为复杂、最为微妙的 一个领域。要使近代思想史研究科学化，就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贯 彻价值中立原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正确处理以下三大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以真实性为史学的最高原则
    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理论论争空前热烈，最富于理 性的激情和激情的理性的理论论文，就是政论。历史选择何种政治理论，已是过去已久 的既成事实，任何人也无法否认历史选择中隐含着的必然性。因此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心 ，无须对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贯彻价值中立原则而忧心忡忡。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就必须确认事实判断是第一性的，事实与人的利益之关系的价值判断是第二性的 ，要把价值判断建立在全面掌握思想史资料、对思想史资料作严密的学理分析或逻辑分 析的基础之上。
    贯彻价值中立原则，首先要做到不以利益来决定对史料的取舍。思想史的陈述，也像 一切历史的陈述一样，只有在如实展示矛盾、充分揭示矛盾的陈述中才能被清理出来。 因此，能否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贯彻价值中立原则，就成为思想史研究能否成为一门科 学的根本标志，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基本要求。在以往的“革命话语”或“ 阶级斗争话语”中，对史料的剪裁往往不能反映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全貌。譬如孙中山， 我们只讲他的适合革命话语的一面、向往社会主义的一面，而不讲他所说的“阶级斗争 不适应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有五十六种，不知道哪一种是真的”，以及他晚年坚决 主张维护中国农村家族制度的论说，这就不能反映他的思想全貌。而对形形色色的改良 派的政治主张的简单否定，使得即使要证明“革命话语”或“阶级斗争话语”的正确性 也缺乏充分的说服力。因此，从思想史的逻辑分析的角度看，将对立的各方的逻辑论证 充分展示出来，就是写出一部真实可信的近代思想史的绝对要求。譬如“问题与主义之 争”，如果遵守价值中立原则，就不仅要充分展示李大钊的观点，展示他对苏联所实行 的剥夺有产者财产的热烈讴歌，对“试看将来之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热烈憧憬； 也要展示为李大钊辩护的蓝公武的观点，看他如何论说主义对于激发群众之革命热情的 作用；还要全面展示胡适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质疑和把主义当作一种宗教来崇拜的隐忧， 以及他之所以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理由；此外，还有一个在时下关于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论著中谁也不提的鲁迅，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中国人并不真的 相信什么主义，“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 为什么主义。”[4]（p.347）这反映了鲁迅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态度。只有尽可能对 一切思想史料竭泽而渔、如实展示，这样写出来的近代思想史，才能称作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