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西方的新历史主义学派、中国特色的“后派”已经对历史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 原则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但正如我多次指出的，对于价值中立，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做 到是一回事，想不想最大限度地做到却是另一回事；想不想最大限度地做到，则是衡量 学者是否具有起码的科学上的诚实的最基本的标志。新历史主义学派的质疑，恰恰可以 使人们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对于科学的学术研究的干扰，从而努力 排除这些干扰，因而有助于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更为自觉、更为彻底地贯彻价值中立原则 。为了维护历史科学的尊严，我们只能把“实事求是”的原则作为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最 高原则，没有任何原则可以凌驾其上。
    第二，正确处理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的关系，以兼容并包的原则涵容各种思想学说
    思想史研究固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兼容并包”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 ；也只有真正贯彻“兼容并包”的原则，才能真正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我 们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对于非马克思 主义的学者的各种学说是何等重视！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何等博大的气象！这正是中国 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者们所应效法的。
    中国近代思想史，绵延甚久，多维演进，流派众多，决非单一的“革命话语”或“阶 级斗争话语”所能包举和涵盖。任何一种话语，只要具有思想史意义，就理应在近代思 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大量的史料表明，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争，看似水火不容，但在 近代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理念上，其相同处却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分歧；即使在他们有分歧 的地方，例如，究竟是先改造了国民性、提高了国民素质，然后再实行民主制度，还是 先实行了民主制度、然后再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也可谓各有各的道理。《学衡 》派虽然被鲁迅的一篇《估<学衡>》说得一文不值，但鲁迅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 文价值的珍视方面，却也与《学衡》派有相通之处；《学衡》派对五四学者的批评，也 不是全无道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虽有分歧，但在主张尊重人权、实 行民主宪政方面，甚至在主张“好政府主义”方面，却是共同的，近代思想史论著批判 胡适讲“好政府主义”，却不顾李大钊也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事实则有失偏颇。至于胡 绳在抗战时期写的《理性与自由》一书，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的认同大于 分歧的一大证据。也许，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经历一样， 首先是一位反对专制、肯定人类普遍价值的自由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为了真实反映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全貌，同时也为了我们今天能够“坐集千古之智 而折中其间”，理应以兼容并包的原则来涵容各种思想学说。胸怀愈宽广，气象愈博大 ，就愈能体现真理的力量。
    正确处理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的关系，还应注意到，由于近代思想的演进一日比一 日迅速，思想家们往往出现某种“晚年颓波”。对此，我们也理所当然地应该遵循不因 人废言的原则。而对于所谓“晚年颓波”，也应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通过 思想的逻辑分析，既可以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同时，也许还可以从思想家的晚年 反思中发现许多合理的思想因素呢。例如，晚年陈独秀不再有革命热情，可谓“晚年颓 波”，但他对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大清洗”的反思，却不能不说具有合理性。
    第三，正确处理思想史与社会演进史的关系，重视思想史话语的相对独立性
    关于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关系，马克思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他说：“分工也以精神 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 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 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作为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 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 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5]（pp.52-53）这种体制内的思想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矛 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表现得格外突出。
    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逻辑线索，是有远见的思想家不断呼唤改革、改革的思想 不断深化的逻辑进程。且不说晚明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潮，也不说18世纪的改革思想，从 19世纪初到戊戌维新，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家全是体 制内的改革派，没有一个想要清王朝的命。19世纪初，年轻的龚自珍作《明良论》、《 乙丙之际著议》，揭露清朝政治体制的弊病，预言将发生“山中之民有大音响起，天地 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情形，痛言“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何如自改革”。20多 年后，魏源作《海国图志》，虽然对新大陆的普选制赞赏备至，但也没有说要马上在中 国实行，只是要求清王朝“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改革那不利于好 人、有利于坏人的政治体制而已。晚清的康、梁、谭诸人，改革思想比前人更为深刻， 但也只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没有要推翻清王朝。可是，作为有远见的思想家的康、梁 、谭诸人却为实际上掌权的“政治精英”们所不容。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我们可以看 到，事实上思想家们总是扮演着引领政治家前进的角色。魏源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虽 不为政治家所接受，但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则在洋务运动中得以实现；从龚 、魏到康、梁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虽然长期被政治家所冷落，但却终于说服了光绪皇帝 ，而在“百日维新”中发出了短暂的耀眼的火花。知识分子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使得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政治家们的前面。“思想家们之所以为思想家，正在于他们 的思想并不是跟在政治家们后面亦步亦趋的，他们要以自己的思想引领政治家们前进， 这才是思想家们存在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如果思想家只能跟在政治家们后面亦步亦趋， 以政治家们的思想为思想，那就失去了思想家的存在价值，所谓思想家也就不成其为思 想家。”[6]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总是置大量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史料于不顾，而把 思想家的思想与近代思想史上的“运动”或“革命高潮”一一对应，这并不合乎中国近 代思想史的历史实际。
    中国近代史上思想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的事实，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意识的相对独 立性的一个典型范例。这一典型范例证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与社会演进史的逻辑 并不同步，而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内在逻辑性。因而，重视思想史话语的相对独立性 ，看到她是一位“在她的高贵的女主人的前面擎着火炬的侍女”，而不是亦步亦趋地“ 跟在后面曳着长裙的侍女”，如实反映思想精英引导政治精英的先导作用，才能实事求 是地恢复近代思想史的本来面目。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这一“擎着火炬”的“侍女” 的身份认定，也有助于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有助于更好地总结中国近代化 道路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