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如何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体现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问题
    从晚明中国主动的改革（赋役制度改革）、开放（海禁的解除），到晚清迫不得已的改革 、开放，再到20世纪80年代主动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螺旋式的上升前进道 路上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必须总结历 史的经验教训，弘扬爱国主义、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中国近代思想史 研究要成为在民族的前进道路上“擎着火炬的侍女”，就必须体现这一时代精神，为倡 导爱国主义、科学精神、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思想资源。在这一方面，也必须正确处理三 大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首先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 盾，就必须在思想上和实践中确立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爱国主义原则，实行一切适乎世 界潮流、有利于民族富强和社会进步的改革，使中华民族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现代民族 之林。因此，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应该是高度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与世界潮流相对 抗的民族主义是狭隘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世界主义，也不合 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这方面，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既有爱国主义的宝贵思想资源， 也有非常深刻的教训。
    宝贵的思想资源是，中国近代的进步思想家如魏源、郑观应、严复、康有为、梁启超 、章太炎、孙中山等等，都是以民族利益为至高无上的极真挚、极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也是倡导顺乎世界潮流的社会改革的世界主义者。严复在《上清帝书》中，几乎是声泪 俱下地劝说光绪皇帝和满朝的士大夫，为了中华民族子孙后代存亡继绝的万世大业，牺 牲一点私利和特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的这份上书，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到无比的 悲壮和沉痛！孙中山先生的著名命题：“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更极其生动地说明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内在统一的关系，说明了顺乎世界潮流的改 革对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原本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 是可以享受体制所赋予的特权的人物，可是他们为了民族利益却宁可牺牲自己的私利和 特权而倡导改革，这是何等高贵的人格，何等高尚的境界！
    深刻的教训是，利益冲突压倒了救亡和启蒙。我们看晚清的文献，就可以知道，尽管 严复、康有为等人反复陈说是否变法关系民族存亡，但当时的中国士大夫真正支持改革 的却只有千分之一；顽固派更为了维护满族统治的“族天下”的特殊利益，而采取“宁 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反动政策，残酷镇压了戊戌变法。我们再看民国初年的文献，民 国虽立，但不平等条约并没有废除，外敌虎视，民族危机仍很深重，但思想界的情形， 却似乎把救亡早就抛在了脑后：先是为复辟帝制造舆论，要实行君宪；后是各省又出现 了地方自治的思潮，要闹独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来势力干涉，各种社会矛盾空 前激化，一切在民主与法制基础上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都不再存在。如果全民族都能确 立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至高无上的原则，又岂会造成此种情形？
    总结中国近代史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建立在实事求是的事实判 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理应以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为准绳，来评说中国近代社会各 阶层的思想代言人的一切言论的合理性，以此来弘扬爱国主义的时代主旋律。
    第二，正确处理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关系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改良与革命之争，反映着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矛盾。从纯粹的 学理上看，遵循严格的经验主义而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是合乎科学学理之“真”的； 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合乎科学学理的“真”，却并不一定合乎人们所追求的社 会功利主义的“善”，也不合乎人们对于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之追求的“美”，这涉及 哲学上最为深邃、微妙也最为棘手的真善美的内在矛盾问题。从纯粹的学理上看，三者 都反映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都有道理，谁也不能在学理上把对方完全推倒，因而 在思想史上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至于哪一种学理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取决于社会矛盾 激化的程度，取决于历史的选择，而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分歧，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胡适反对以 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反对把主义作为宗教来崇拜，提倡“科学实验 室的态度”，这从科学学理上实在看不出有多大错误。他所阐明的学理虽然没有被既往 的历史所选择，但却适用于今天处理中国社会严重贫富不均的问题。对于十几亿人的生 计问题，决不能用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只能 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体制的一点一滴的改良。因此，近代思想史上一切有利于科学 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思想因素，都是当今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以这种态度看待胡适在“问 题与主义之争”中所阐明的观点，扬弃它在历史上的具体形式和特殊运用，就可以发现 其中包含了大量合理性的思想因素。此外，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切“实业救国”、“教 育救国”的主张，也是基于经验主义的立场，既反映了爱国志士对民族复兴的执著追求 ，也反映了他们对于社会和谐的愿望，是今天研究近代思想史所应该充分肯定的。
    经验主义并不排斥理想主义，经验主义者未尝没有理想，但理想一定要适合中国此时 此地的需要。肯定经验主义合乎科学的学理，不是否定既往的历史，而是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探寻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途径。在今天，只有 遵循严格的经验主义（即近代实证主义，而非中国传统的狭隘经验主义）而提出的改革社 会的方案，方才合乎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