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都沿用了沈约的这段记载，并且还以“宋制”相称。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续汉书·百官志》对乡里政权的记载，则感觉这几乎是两汉乡制的翻版。因此，对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后世史家颇有微词，严耕望先生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述及刘宋此制时说：“按此条记乡里吏，而仅述汉制，下文不见若何变化。盖沈约之意以为自汉以下至宋，大抵沿而未革也”。严耕望先生并举《宋书·州郡志》及《宋书·良吏传序》之元嘉三十年“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的记载，认为“其乡不过百户，虽时愈下而著籍愈少，亦由实况与法制远异也。”[5]周一良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宋代制度十九沿晋之旧，如于乡党闾里有规定组织，亦当用晋制，无越司马氏而上法秦汉之理。若然，斯为刘氏创举，制置始末不容不闻。休文误信司马彪汉代百户为里之说，遂排比组成一系统，于《百官志》中备一格。然下文又言‘其余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是休文亦明知宋代未尽沿用其所谓汉制者。乡官众职既或有或无无定制，则宋代未尝普遍地系统地施行乡党制度。”[5]二位先生所见极是，这其实是指出了此时及以前乡村组织中理论与现实差距的关键之处。如长沙走马楼简牍《嘉禾吏民田家莂》中之“丘”，一般也约有几十户人家，距百户的标准有相当差距，张金光先生在《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关系》一文中，亦对秦汉时“一里百户”进行了质疑。[6]凡此种种，都表明沈约《宋书·职官志》的这段记载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结合当时的背景，虽有统治者的土断、检籍等等做法，但乡民人口流散，或依大族，或聚族而居，因此周一良先生所说的“宋代未尝普遍地系统地施行乡党制度”是较为确切的，相比之下，倒是《晋书·职官志》所载的乡村组织较为灵活和切合实际。但不论怎么说，东晋南朝乡村社会存在着乡里组织也是事实，不过，此时新的基层乡村组织“村”在史籍记载中逐渐多见，里、村并行是东晋、南朝乡村组织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
    二、东晋南朝乡村中的里、村并行现象
    （一）里的设置情况
    里是传统的乡村基层组织，故而在有关东晋南朝时的史籍中时有所见：《宋书·后妃孝穆赵后传》云其“葬晋陵丹徒县东乡练壁里雩山”。《南史·齐本纪》记齐太祖高皇帝“其先本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时”。
    这两条材料不仅载有具体的里，而且县、乡、里系统甚明，也可证此时确有乡级组织。
    此外，《陈书·高祖纪》亦记陈高祖为“吴兴长城下若里人。”
    《宋书·孝义》中，每遇某人有孝行，朝廷或“榜表闾门”，彰表其里；或将原里名改为含有“孝义”字样的里名，撮其几例：
    贾恩，会嵇诸暨人也。少有志行，为乡曲所推重。元嘉三年，母亡，居丧过礼。未葬，为邻火所逼，恩及妻桓氏号哭奔极，邻近赴助，棺榇得免。恩及桓俱见烧死。有司奏改其里为孝义里，蠲租布三世。
    潘综，吴兴乌程人也。孙恩之乱，妖党攻破村邑，综与父骠共走避贼。（后被贼追及，因其争相赴死）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为纯孝里，蠲租布三世。
    郭世道，会嵇永兴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后母，孝道淳备。年十四，又丧父，居丧过礼，殆不胜丧。家贫，无产业，佣力以养继母。……仁厚之风，行于乡党，邻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太祖嘉之，敕郡榜表闾门，蠲其税调，改所居独枫里为孝行里焉。
    王彭，盱眙直渎人也。……元嘉九年，太守刘伯龙依事表言，改其里为通灵里，蠲租布三世。
    余齐民，晋陵晋陵人也。少有孝行，……改其里为孝义里，蠲租布，赐其母谷百斛。
    上述几段材料，一方面表明南朝统治者继续了西晋以来统治者在乡村中提倡孝道的做法（此种情况在北朝也同样存在），另一方面则表明统治者对乡村传统的基层组织“里”的重视，里仍是乡村基层组织中重要的一环，如前述统治者在记录谱系籍贯时，仍然用乡、里这样的系统，而且在旌表孝义时，往往也是以里为单位，笔者在搜检东晋南朝的村的材料时，未见村名中含有孝义字样者，（据笔者所见，以“孝义”字样改村名在南北朝只有一例：《北史·李得饶传》载李得饶“性至孝，父母寝疾，辄终日不食，十旬不解衣。……纳言杨达巡省河北，诸庐昂慰之，因改所居村名为孝敬村，里为和顺里。”）这表明此时统治者还未完全把村作为正式的官方组织来看待，村的行政组织地位还在他们的逐步认可之中。
    里作为官方的乡村管理组织，里的管理者在《晋书·职官志》中称为“里吏”，当然这是通常的称呼，如《宋书·羊玄保传》亦有“符伍里吏”之称。但《梁书·安成王秀传》中有“闻前刺士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南史·陈本纪》有“高祖……初仕乡为里司”的记载，“里司”之称见于梁、陈时期，可能此时“里司”之职及称呼已被固定下来，正如汉、唐时期的“里魁”、“里正”一样，而不是泛泛地被称作“里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