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爵是中国古代皇帝经常采用的政治手段，其封赏依据与对象或可分为两类，一是依据与皇帝的亲缘关系即对皇亲国戚的封爵，二是对文武官员的论功行赏。同时，封爵制度下的食封是一种财政管理体制或者财政支出制度，通过“分土分民”、“衣食租税”而实现统治集团之间财政利益的再分配。
    关于曹魏的封爵与食封制度，清人钱仪吉著《三国会要》卷二十、卷二十一《封建》辑录不少以《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为主的资料，但是详于魏文帝之后而略于建安时期。今人研究秦汉封爵制度的论著不少，特别是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朱绍侯《军功爵研究》（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注：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等书着力梳理秦汉乃至魏晋隋唐封爵制度的演变，多有发明，但其中对曹魏的封爵与食封或未予置论或着墨不多。本文拟着重从财政的角度，论述曹魏封爵制度与食封支出的演变。
    一、建安时期曹魏封爵制度的沿革
    众所周知，建安时期（公元196-219年）是曹魏代汉的过渡时期，是曹魏政权奠基和立国的阶段，曹魏代汉之后不少制度如屯田制度、赋税制度等即滥觞于建安时期而有所变化。食封制度亦是如此。
    建安元年，曹操本人首先得到汉献帝的封爵。当年六月，汉献帝任命曹操为镇东将军，封费亭侯。（注：参见《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费亭侯是东汉桓帝给曹腾的封爵（注：参见《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曹腾传》。），食邑在酂县。（注：《后汉书》卷一一○《郡国志》载，沛国下属酂县，李贤注引《帝王世纪》曰：“曹腾封费亭侯，县有费亭是也”。）可知曹操起初只是承袭祖父之爵（注：《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董昭传》载，建安元年，董昭与杨奉“共表太祖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参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一《封爵部》“功臣封”、“逊让封”。）。当年九月，献帝启程往许下依附曹操，遂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注：参见《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武平侯曾是汉末宗室刘璜的封爵。（注：参见《汉书》卷十五下《王子侯表第三下》。）献帝赐予曹操这种用于王子侯的爵号，无疑是表示对他寄寓藩屏刘氏汉室的厚望，意在大大提高曹操在汉末群雄中的政治名望。故史称：“操固让”，而献帝不许。（注：参见《后汉孝献皇帝纪》卷二十九。）费亭侯与武平侯都属列侯。直至建安十八年（213）五月受封为魏公之前，曹操的爵级一直为列侯，这与当时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地位是相适应的。建安十九年三月，汉献帝“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注：《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至此，曹操的官、爵都到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建安时期，曹操以汉丞相的名义行使封爵的权力，其封爵制度基本沿用汉制。
    首先，从封爵依据及其对象来看。建安时期的封爵对象可分为四种。一是曹操的儿子。建安十五年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注：《曹操集》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次年，由于曹操坚持让封三县，献帝遂封其子“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侯，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注：《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一》注引《魏书》。
    《三国志》卷十九《魏书·陈思王植传》。
    《三国志》卷十九《魏书·任城威王彰传》。）曹植于建安十九年徙封临菑侯。建安二十一年任城威王曹彰封鄢陵侯。曹操诸子受封实际上类似于汉代的王子侯，虽是建安时期因曹操的特殊政治地位而产生的分封现象，但与汉制无异。二是封赏归降者。如建安三年（198）曹操破吕布于下邳，张辽率其众降，“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注：《三国志》卷十七《魏书·张辽传》。）建安四年四月，睦固部将薛洪、缪尚率众降，封为列侯。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十二月，庐江太守刘勋率众降，封为列侯。建安八年，袁尚部将吕旷、吕详率其众降，封为列侯。建安九年，袁尚的易阳令韩范、涉长梁岐举县降，赐爵关内侯。建安十年，正月，袁熙大将焦触、张南等举其县降，封为列侯。四月，“黑山贼”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封为列侯。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占领荆州，“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注：《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如王粲、傅巽，他们都是因说服刘琮一起投降曹操而被赐爵关内侯的文人。（注：参见《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卷六《刘表传》注引《傅子》。）其中包括归降将领，如大将蒯越。（注：《三国志》卷六《刘表传》载：“太祖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此外，建安二十年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十一月，张鲁自巴中率其余众降，与五子皆被封为列侯。（注：《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一》。）从现存资料来看，曹操为了安抚归降而给予封爵的为数不少。三是立有军功的将领。这是曹操封爵对象的主体。《三国志》卷十八《魏书·许褚传》载：“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由此可见建安时期曹魏封爵的主要对象在于军将。此期曹魏较大规模的“定功行封”有二次。第一次在彻底打败袁绍之后，曹操于建安十二年二月下令：“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注：《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二次在次年九月，曹操占领荆州，“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第三次在建安十五年，陇右平定后，曹操“封讨马超之功，侯者十一人”。（注：《三国志》卷二十五《魏书·杨阜传》。）这三次“大封功臣”都在取得重大战争胜利之后，足以说明其封爵的主要对象是军将。同时，曹魏不少将领都因战功而受封、进封、增邑。如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荆州之役后“论诸将功，曰：‘登天山，履峻险，以取（陈）兰、（梅）成，荡寇功也。’”为荡寇将军张辽“增邑、假节”。（注：《三国志》卷十七《魏书·张辽传》。）乐进“从击吕布于濮阳，张超于雍丘，桥豨于苦，皆先登有功，封广昌亭侯。”“东州扰攘，（臧）霸等执义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为都亭侯，加威虏将军。……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有功，进封延寿亭侯，加讨逆将军。”（注：《三国志》卷十七《魏书·臧霸传》。）此外，如李典、李通、许褚。四是少数有功的谋臣文士。如建安八年（203），曹操上表献帝封荀彧为万岁亭侯，曰：
    臣闻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是故，曲阜之锡，不后营丘，萧何之土，先于平阳。珍策重计，古今所尚。侍中守尚书令彧，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陛下幸许，彧左右机近，忠恪祗顺，如履薄冰，研精极锐，以抚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勋。
    荀彧“固辞无野战之劳”，曹操则强调：“与君共事已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战也。”（注：《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注引《彧别传》。）同年，曹操称：‘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封荀攸陵树亭侯。郭嘉也以“谋功为高”受封洧阳亭侯。（注：《三国志》卷十四《魏书·郭嘉传》载，曹操在郭嘉死后为之增邑，称：“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有的学者认为曹操强调“虑为功首，谋为赏本”，“功未必皆野战”的封爵原则，具有招徕世族名士的用意。可备一说。（注：参见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不过，我认为对建安时期谋臣文士受封爵的人数及其社会影响不宜估计过高。因为，直到建安十二年，曹操为了给苟彧、荀攸增邑还要特别加以申说。如为荀彧增邑表称：
    昔袁绍侵入郊甸，战于官渡。时兵少粮尽，图欲还许，书与彧议，彧不听臣。建宜住之便，恢进讨之规，更起臣心，易其愚虑，遂摧大逆，覆取其众。此彧睹胜败之机，略不世出也。及绍破败，臣粮亦尽，以为河北未易图也，欲南讨刘表。彧复止臣，陈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后若南征，委弃兖、豫，利既难要，将失本据。彧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捷。前所赏录，未副彧巍巍之勋，乞重平议，畴其户邑。（注：《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在为荀攸加封时指出：“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荀彧）是也。公达（荀攸）其次也。”（注：《三国志》卷十《魏书·荀攸传》。）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曹操强调的“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捷”；“忠正密谋”之类的封爵原则，尚未成为时尚，因此需要特意申明。另一方面，也说明有能力获得“指纵之功”的谋臣本来就是极少数，因而其社会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