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魏代汉后食封支出的增长
    黄初元年曹丕称帝，以魏代汉。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由于州郡经济进一步恢复，曹魏的财政状况有较大好转。史称：“当黄初中，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注：《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但是，文帝曹丕对封爵仍持较慎重的态度。《三国志·苏则传》载：苏则为金城太守，颇有政绩。“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进封都亭侯，邑三百户。”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记载，文帝为了是否应该给予苏则封爵食邑，特地询问雍州刺史张既，称：“试守金城太守苏则，既有绥民平夷之功，闻又出军西定湟中，为河西作声势，吾甚嘉之。则之功效，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问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于此可见魏文帝对“封爵重事”加以一定控制的意图。
    文帝、明帝二朝，对亭侯，乡侯的食邑标准一般沿用建安之制，多给予百户至数百户而已，给予进封增邑的也不多。这可以不少的名臣为例。如文帝时，镇守河东十六年，治绩“常为天下最”的杜畿，曹丕称魏王，入朝为尚书，曹丕称帝时“进封丰乐亭侯，邑百户”（注：《三国志》卷十六《魏书·杜畿传》）。同样的，“政治常为天下最”的并州刺史梁习，文帝时封申门亭侯，邑百户。（注：《三国志》卷十六《魏书·梁习传》。）而被文帝称赞为“真刺史”的太守贾逵，受封阳里亭侯，食封二百户。（注：《三国志》卷十五《魏书·贾逵传》载：“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可知封亭侯时只有二百邑户。）此外，亭侯食封有三百户的，如成阳亭侯何夔（注：参见《三国志》卷十二《魏书·何夔传》。）。有四百户的，益寿亭侯吕虔。（注：《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吕虔传》载：“明帝即位，徙封万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户。”可知此前食封四百户。）乡侯的食封也在六七百户左右，如许褚在明帝即位后由亭侯进牟乡侯，邑七百户。（注：参见《三国志》卷十八《魏书·许褚传》）桓阶在文帝称帝后“迁尚书令，封高乡亭侯……徙封安乐乡侯，邑六百户。”（注：《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桓阶传》）另外，明帝以来，即使是三公封列侯，食邑户数稍多，也不过百户或数百户。如《三国志》卷二十四《崔林传》载：“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后年遂为司空，封安阳亭侯，邑六百户。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魏末，孙礼“迁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户”。（注：《三国志》卷二十四《魏书·孙礼传》）总之，若从列侯的一般食封标准来看，曹魏代汉后仍是沿用建安之制。
    不过，从总体上看，出于下列几方面的原因，曹魏代汉之后食封支出明显增多。
    第一，授予封爵和进封的标准放宽了。在以“立功立事”（注：《三国志》卷二十二《陈群传附子泰传》载：文王问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统简至，立功立事，过之。”）为封爵或进封依据的同时，食封明显地被当作曹魏新君即位之际赏赐臣下的政治和财政手段。
    我们据《三国志·魏书》的资料约略统计，文帝在践阼之际授封或进封的有22人次，明帝在即位之际进封或授封的有32人次。足见文帝、明帝意在以封爵食邑笼络大臣、将领，而不再像建安时期那样唯以军功、谋功授封行赏。封爵标准放宽，自然使食封人数和食封支出增加不少。此后，三少帝即位之际，同样以加封进爵为赏赐。特别是嘉平年间之后，司马氏集团控制了曹魏政权，新帝的加封进爵其实是司马氏集团笼络人心，加紧做改朝换代准备的政治的和财政的手段，致使食封支出进一步增多。
    第二，增设不少食邑千户以上的县侯。
    曹丕即魏王位，始设县侯爵，称帝后县侯增多。文帝有诏称：“朕受天命，帝有海内，元功之将，社稷之臣，皆朕所与同福共庆，传之无穷者也。”（注：《三国志》卷十七《魏书·徐晃传》注引《九州春秋》。）“元功之将，社稷之臣”当为他授封县侯的主要对象。明帝时受封县侯者更多。县侯食邑多数达千户甚至数千户。兹将文帝、明帝时期分封县侯的部分资料示如下表。
    明帝之后，又有卢毓进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户。（注：《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卢毓传》）王观进封阳乡侯，“增邑千户，并前二千五百户”。（注：《三国志》卷二十四《魏书·王观传》）卫臻进爵长垣侯，邑千户。（注：《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卫臻传》）郭淮进封阳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户”。（注：《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郭淮传》）邓艾以军功进封邓侯，“前后增邑凡六千六百户”。（注：《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邓艾传》）曹爽封武安侯，邑万二千户。（注：《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爽传》）王昶进封京陵侯，“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注：《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王昶传》）k22p401.jpg丘俭进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户。诸葛诞进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户。（注：均见《三国志》卷二十八本传。）司马懿封舞阳侯，累增邑至食八县，邑二万户。”（注：《晋书》卷一《宣帝纪》）
    第三，食封千户以上的王子侯增多
    据《三国志》卷一九《任城陈萧王传》、卷二十《武文世王公传》所载，魏武帝曹操和文帝曹丕的子嗣，除去无子而国除的，至魏后期尚有21位保持王侯或公侯，其食邑高者9900户，少者也有1800户。
    总之，由于授封标准放宽，加上增加了县侯、王侯二类享受大量食邑户的封爵对象，曹魏的食封支出比起建安时期明显增多。曹魏后期，逐步控制了朝权的司马氏集团，为加强改朝换代的政治准备，更是有意将封爵食封作为笼络人心的政治手段和财政手段加以运用，以致食封支出继续增长。
    曹魏代汉之后食封支出得以持续增长，是以在籍户口及其租调收入逐渐增多为财政基础的。明帝青龙年间（公元233-236年），陈群上疏称：“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裴松之对陈群之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汉书·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户口最盛，汝南郡为大郡，有三十余万户。则文、景之时不能如是多也。案《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户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虽始承丧乱，方晋亦当无乃大殊。”（注：《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陈群传》。）即估计曹魏后期户口肯定达到一百多万，所谓“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之说属过甚之言。而曹魏后期的食封邑户总数，估计约十多万户，相对于上百万的在籍户口及其租调收入，食封支出仍是可以应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