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安时期封爵对象的分类，或可以建安十八年五月中军师王淩等31名大臣联名劝曹操接受魏公之封为例再作分析。当时劝进者为中军师王淩、谢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惇（注：应为高安乡侯，参见《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惇传》。）、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藩、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长史万潜、谢奂、袁霸。（注：《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一》注引《魏书》。）在有封爵者的18人当中，以谋功受封者，除荀攸之外，还有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史称：“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注：《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董昭传》。）至于东武亭侯钟繇、都乡侯贾诩、关内侯王粲和傅巽虽也属谋略或以文士身份受封，但他们与荀攸、董昭却有不同。如钟繇，据《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注引《先贤行状》，其父钟皓，“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为郡功曹”。可知钟繇出自文士家庭。而且钟繇也以谋略见长，故荀彧临终，曹操问彧：“谁能代卿为我谋者？”彧言：“荀攸、钟繇。”（注：《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不过，史称：“天子得出长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迁侍中、尚书仆射，并录前功，封东武亭侯。”（注：《三国志》卷十三《魏书·钟繇传》。）这说明钟繇的受封还在为曹操谋略之前。至于都乡侯贾诩，他是因在官渡之战中说服张绣率众归降曹操而受封的。史载：“太祖见之，喜，执诩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嫌，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注：《三国志》卷十《魏书·贾诩传》。）可见贾诩和关内侯王粲、关内侯傅巽同属归降受封一类，与曹操表彰荀彧、荀攸、郭嘉等人的“谋功为高”的性质有所不同。因此，若对上述18位有封爵的劝进者进行归类，除董蒙受封原因不详和钟繇之外，在剩下的16人中，属于归降受封者4人，即薛洪、贾诩、王粲、傅巽，约占25%；属于“谋功为高”者2人，即荀攸、董昭，约占12.5%；属于以军功受封者10人，即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乡）侯夏侯惇、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约占62.5%。这也可印证建安时期曹操“定功行封”的主要依据仍是军功，其封爵仍与汉代一样属于军功爵性质。
    其次，从建安时期曹魏的爵称、爵级、爵序来看。在建安二十年之前，爵称多数是列侯，少量是关内侯。杨光辉指出，“曹魏代汉后，才设县侯爵”。（注：《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此说就建安时期的功臣侯爵级而言是正确的，即当时功臣的列侯爵级只有乡侯、亭侯二种，再有是低于亭侯的关内侯。如文聘先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后“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有功，进封延寿亭侯”。（注：《三国志》卷十八《魏书·文聘传》。）满宠为汝南太守，赐爵关内侯。“关羽围襄阳……宠力战有功，羽遂退。进封安昌亭侯”。魏明帝即位，进封昌邑侯。（注：《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满宠传》。）由此可见建安时期功臣封爵的爵级高低次序与汉制相似。
    再次，在袭爵推恩方面。建安时期沿用汉代嫡长子袭爵之制，如洧阳亭侯郭嘉病卒，子弈嗣。（注：《三国志》卷十《魏书·郭嘉传》。）万岁亭侯荀彧病卒，子恽嗣侯（注：《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至于无嫡长子国除之例，史籍存留甚少，如任峻死后，“子先嗣。先薨，无子，国除”。此时任峻另有儿子任览，到魏文帝时才被封为关内侯。（注：《三国志》卷十六《魏书·任峻传》。）也有以养子嗣爵之例，如万岁亭侯韩浩，“及薨，太祖愍惜之。无子，以养子荣嗣。”（注：《三国志》卷九《魏书·韩浩传》。）养子嗣爵在东汉也有先例。（注：参见《后汉书》卷七十八《郑众传》。）或引田畴为无子国除之例（注：参见《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有误。因田畴前后两次坚辞亭侯之封，曹操只得听遂其志，故史传称田畴“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践阼，高畴德义，赐畴从孙续爵关内侯，以奉其嗣”。（注：《三国志》卷十一《魏书·田畴传》。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洪传》。
    《三国志》卷十七《魏书·乐进传》。
    《三国志》卷十七《魏书·于禁传》。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庞德传》。）史文不用“国除”之语，是因为田畴生前其实并没有受封，相当严谨。由于有关资料只有二例，且不能互证，目前我们大体上只能说建安时期封爵制度执行“无子国除”规定仍没有超出东汉的成例。
    建安时期的封爵制度比起东汉的较明显差异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很少实行推恩分封。史籍留存的推恩封子的少数事例都发生在战功显赫的将领身上，一种是受封将领生前就分其邑户分封其子的，如曹洪、乐进、于禁等，一种是将领死后，追思其功而封其子的，如庞德“为羽所杀。太祖闻而悲之，为之流涕，封其二子为列侯。”二是食封户数比东汉大为减少。三是极少采用进封的方式表彰功臣。后二方面的差异与财政状况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