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村之人户数规模，因为它起初是乡民自发聚居而成，因此规模大小不一，人数多少不一应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南史·罗研传》有“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食”的记载，但笔者认为“百家为村”在文中可能也只是个大约数，此时不可能有如百户那样人户数整齐的村。实际上，史籍中反映的村的规模确实是有大有小的，如《宋书·蛮夷传》中记豫州晋熙蛮梅式生“斩晋熙太守阎湛之、晋安王子勋典签沈光祖，封高山侯，食所统牛冈、下柴二村三十户。”《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条述东晋南渡时的情况说：“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十家五落当是规模很小的聚落，而各自星处则表明乡民的散居状况，可见当时乡民的聚居情况是非常混乱的。《梁书·贺琛传》亦云：“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村。”因此，百姓这种自发的散在的村落，像星辰一样地散布在各处。《南齐书·蛮传》则载“（永明）九年安隆内史王僧旭，发民丁。遣宽城戍主万民和，助八百丁村蛮，伐千二百丁村蛮。”可见有数百户的村，也有十几户的村，人口数量非常悬殊。当然，在封建政府管理、控制较严密，基层政权建制较完整的地区，在封建政府人为划定户数规模的情形下，则会出现“里下有村”或“村下有里”这样的情况，例如《南史·沈约传》记沈约先祖颖川太守沈延居武康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村。”是里下有村的例子。再如前引之“为村里所诬”、“村里民庶尽”、“村里比屋饥饿”，等等，则似乎是“村下有里”的情况。另外，“什伍”组织也会在这些地方出现，如史籍中“里伍”、“村伍”都见于记载，《梁书·陆慧晓传》有“兼亲属里伍，流离道路，时转寒涸，事方未已。”《宋书·孝义》有“……所寓村伍”。“里伍”自不必言，“村伍”当是封建政府设置基层组织介入村中的结果。
    因为村的规模本来就大小不一，因此封建政府不可能，也没必要将其人为划分成“百户为里”那样理想的、整齐划一的基层组织，因此我们看到至唐代封建政府实际上承认了这个事实，唐令中并未规定村之户数，只说“其村满百家，增置（村正）一人”，而“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因百户而设村吏，显然有汉、晋百户置里吏之影响，不过，小村、大村的客观存在，也使得封建政府在设置村吏上作了一些变通，这里小村隶入大村，组成一个基层组织性质的“村”，很有点类似于我们今日的自然村与行政村的关系。唐代既有此情况，想必之前的东晋、南朝时期，这种情况也会出现过。
    【参考文献】
    [1]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A]，魏晋南北朝史论集[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A]，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C].中华书局，1992.
    [5]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M].台北：荣泰印书馆，1963.
    [6]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关系[J].历史研究，1997.6.
    [7]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M].学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