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最常见的历史现象，同时也是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两种基本方式。改革与革命是现代化道路中二者择一的方式。英国走的是渐进改革式道路，率先完成了现代化，法国走的是激进革命式的道路，也较早地完成了现代化，这两种类型的现代化做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基本范式为后人称道。有没有第三种范式呢？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便是这种范式的体现，它走的是一条改革与革命协同运作的道路。
    俄国现代化始于何时？在前苏联及我国史学界很多学者主张俄国现代化始于18世纪初彼得一世时期。理由是彼得一世在此时仿效西方，大力推行改革，标志着俄国开始现代化①。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彼得一世倡导欧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②，使俄国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开创了俄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但是“欧化”（Европеизация）并不等于“现代化”（Модернизация）。前者是指后进国家在文化形态和物质制度方面对西欧的趋同过程，后者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变过程。彼得一世时期正值农奴制迅速发展和专制制度最终确立，它与现代化在经济上（工业化）和政治上（民主化）的要求都相去甚远。俄国做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其现代化是伴随国际性现代化第二次大浪潮，在19世纪60年代与日本、德国等国同时起步的。
    一、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之双翼
    俄国农奴制在经历其300年统治后，终于在19世纪初显现了危机， 封建经济的衰落又引发了政治危机。自由派贵族卡维林称农奴制“使整个国家陷于不正常状态，并使国民经济中产生危害国家机体的人为现象……如果这个制度原封不动，那么几十年以后就会将整个国家毁灭”③。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56年也表示：“遗撼的是，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并因此发生许多不服从地方管制的事情。本人深信，迟早我们会解决这种状况。我想，诸位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从上面解决要比从下面解决好得多”④。沙皇政府终于在1861年2月19 日颁布了农民改革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开始了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
    在俄国社会面临历史选择的时候，为何走上改革而非革命的道路？以往有的学者认为“1861年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⑤，强调革命形势的高涨。在1861年前后的确出现了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先进人士也为革命的到来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然而，事实上“当时俄国革命运动弱到微不足道的程度”⑥，不存在另一条道路（革命道路）的可行性选择。而自上而下实施改革的条件则是充分具备的和实际的。当时社会各界各阶层都在广泛地讨论改革方案，整个社会舆论有利于改革的实施。甚至连赫尔岑在1857年8月11日《钟声》上也表示：“我们不仅处在改革的前夕，而且我们认为……君主想要改革，想要改良，政府应该自己着手社会改革工作，着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组织的发展”。因此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合法的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实施重大经济改革，使其摆脱危机。即“当危机时期来临，统治阶级狭隘的阶级利益与社会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掌握武器的国家政权拥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在自身基础的狭隘利己利益与社会利益中做出选择，即将社会民族利益优先，并使政权捍卫自身基础的长远基本利益”⑦。
    沙皇政府以改革使自身摆脱困境，使俄国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较长时期内充当了现代化的领导者，因此政府如何使用其统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俄国社会的命运。政府若继续推行改革、深化改革，便对社会进步起促进作用。反之，则对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而且经济改革必然呼唤政治改革的同步发展。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对政治改革忌讳莫深，表示：“他反对制定宪法，不是因为珍惜权力，而是坚信宪法对俄国无益，将导致她走向瓦解”⑧。19世纪80年代，新任内务大臣洛里斯——麦里科夫重提政治改革设想，建议成立吸收城乡各等级代表参加的立法草案筹备委员会，扩大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的自治权力。此举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御前大臣斯特罗格诺夫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激烈反对：“这条道路将一直走向立宪，而这对于陛下和俄国都是不情愿的”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881年5月11日发布捍卫专制制度的诏书，改革方案被否决，60年代开始的改革运动到80年代结束，开始80—90年代的黑暗统治。
    20世纪前的改革运动说明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是冲击俄国旧制度的常态形式。它以渐进、积累的方式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但同时，“彼得以后时代（直到19世纪末），俄国全部历史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系列改革和相应伴随的上层反改革”⑩。沙皇政府明显地将改革做为摆脱统治危机、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而不是主动地体察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因此改革总是浅尝即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经济变革，希求以经济发展巩固“国基”，但决不容许“国基”本身——专制制度有任何变动。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社会进步仅仅依靠统治阶级对自身的改革是不够的，因为统治阶级在历史趋势面前的自省自识毕竟有限，更难有长远的预见能力，旧制度对新事物的容忍程度也毕竟有限。当改革达到一定极限，社会再不能进步时，就需要用革命的暴力解决问题，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做为伟大的改革时代的话，那么20世纪初对于俄国来说就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时代”(11)。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取代封建经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将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实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资产阶级做为“未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直接主人”(12)，与专制制度和地主贵族阶级的固有矛盾也逐渐激化。
    “流血星期日”事件后，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不可阻挡地爆发了。“无产阶级在一天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暗淡、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几日几年都不能受到的”(13)。资产阶级也喊出：“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希望从上面实行改革，而从现在起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人民，我们必须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是政府的无能和无力引起革命”(14)。统治阶级看到，“整个俄国都对现状，即对政府和现存制度不满，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觉地，甚至是不自觉地要求变革”(15)。在莫斯科工人12日武装起义的日子里，尼古拉二世沙皇在给皇太后的信中写道：“神经已绷紧到极点……两条道路选择之一是：立即派出军事人员全力平息风潮，然后稍事喘息，经过数月再次使用武力，但是这将血流成河，而最终仍导致现在的局势，结果仍是在将来不得不实行改革。”(16)1905年10月17日，沙皇政府颁布《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宣布实施政治改革，标志俄国专制君主制开始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转变，表明俄国政治现代化终于开始。随后，斯托雷平从1906年开始经济领域的改革——七地改革，以行政手段加速农村中的阶级分化，扶植富农阶层以充实沙皇统治的阶级基础，“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汽门”(17)。然而“1905年革命不过是一场更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动的前奏，这场大变动将要把19世纪俄国的遗产扫荡无遗，开辟出令人陶醉而又惊心动魄的新的宏伟前景”(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