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政府以改革部分地缓和了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但到1915年两者矛盾再度激化，沙皇政府连续解散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罗将科宣布：“政府从此在自己与国家杜马之间筑起不可克服的障碍”(19)，“六三”体制瓦解。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农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战争带来的动乱增强了农民的爆炸情绪”(20)。少数贵族军官与资产阶级密谋宫廷政变，废黜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种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危机已达到异常激化程度的情况下，实行较为彻底的政治改革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沙皇政府和地主贵族阶级囿于其短视的政治目光和狭隘的阶级利益，不能承认这个事实，而是顽固拒绝任何政治让步，采取政治高压手段严禁一切政治反对派活动。如果说改革可以或多或少地缓和阶级矛盾，防止或延缓革命的话，那么拒绝改革则必然诱发革命，加速革命的爆发。因此在1917年2月，在无产阶级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度爆发。仅仅5天的时间，统治俄国300多年之久的沙皇制度轰然崩溃。以至于“当人们将1917年的事件和法国大革命或英国清教徒革命对比一下，他们吃惊地发现，前两次革命中曾费了好多年才解决的冲突和争议，通统被压缩在俄国发生剧变的头一个星期内解决了”(21)。革命以其特有的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俄国现代化的历史性跃动，俄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肯定改革是促进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常态形式的同时，必须承认革命是推动俄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方式。
    对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发现这样一条重要线索，即经济现代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改革，政治现代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因此经济上的改革和政治上的革命成为俄国现代化的双翼，二者构成一个合力结构。
    二、对立和统一：改革与革命的辩证关系
    在过去的俄国史研究中多强调改革与革命的对立，或一概否定改革在俄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类似观点有失偏颇。
    第一，改革与革命同处于俄国历史发展的同一体中，互为依存、互为影响，构成一个接力和传导体系。无论改革，还是革命都是社会从无序到有序，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都是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否定，对新制度和新思想的认同。事物的变化，社会的进化，最先都是从局部缓慢的量变开始，当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质的飞跃，才能完成社会结构的形态的转换。而突变的革命只有以渐进的改革为必要条件和基础，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飞跃。19世纪后半期，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列强各国间竞争加剧，“竞争能力之强弱的具体表现，主要在于是否适应能以多大的步伐来适应世界的发展，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革新现行制度，换句话说，就特别地集中表现在改革上”(22)。沙皇政府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改革，革除了封建社会的某些陈腐制度以及规章政策，建立了某些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制度和新政策，其结果总是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促进了俄国社会的进步，因此改革是俄国现代化道路上高低迭错的阶梯。农奴制改革构成其第一级阶梯。19世纪60—70年代中期的改革构成改革道路上的第二级阶梯，“沙皇政府为保存贵族地主的权力和特权，不得不通过管理、司法、教育等方面的资产阶级改革，力图使俄国的专制警察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23)。洛里斯——麦里科夫的改革方案，尽管胎死腹中，但为后来的政治改革做了一定的舆论和心理准备。1905年的立宪改革和1906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则成为改革道路上的第三、第四级阶梯，使老大封建帝国终于迈开政治现代化的步伐，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这些完成的和未曾实施的改革都渐进地推动俄国社会进步，为未来的社会剧变创造了条件，“为这些社会成份的进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条件扩大了旧的矛盾所赖以爆发的基地，扩大了能够自觉地参加这些矛盾的爆发的居民的集团、阶层和阶级的范围”(24)，便在1905年和1917年2月相继爆发了两次革命，使俄国现代化取得了飞跃性的质的发展。前因与后果，厚积而骤发。
    第二，改革与革命在主观上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无一例外，沙皇政府在不同时代的改革都是在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情况下被迫实行的，其主观目的都是为了挽救没落的封建制度，防止或反对革命，因此每次改革都具有一定的反动性和保守性。在农奴制改革前，亚历山大二世曾多次向贵族们表示：“诸位请相信，凡是为保障地主的利益能够做的一切都做到了”(25)。而且往往在改革过程中，反改革的计划早已在酝酿，在放的同时，收的绳索已经绷紧。一俟时机成熟，沙皇政府总是试图将改革和让步悉数收回。在1906年4月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之际， 尼古拉二世就曾咬牙切齿地表示：“我建立了它（国家杜马），我也要毁灭它……将来就是这样，请相信我”(26)。于是很快发生了“六、三”政变，开始了长达5年的黑暗统治。而且每一次改革都或多或少地缓和了阶级冲突和政治矛盾，也就不同程度地减缓了革命爆发的条件和时机，甚至统治阶级以改革（改良）使革命遭受巨大挫折。因此改革（改良）是沙皇政府反对人民革命的重要手段。从革命的角度看，“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27)。只有革命才能彻底否定旧阶级的统治，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起充分反映新兴阶级利益的全新制度，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第三，从客观上讲，改革与革命的“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这个界限不是一条死的界限，而是一条活的可变动的界限”(28)，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般地讲，在统治危机加剧，革命形势高涨，但发动革命的主观条件（先进阶级的领导和革命理论的指导）尚未充分具备，而统治阶级尚能控制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就有可能转变为改革。当发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充分具备，统治阶级的行政管理失控，并且拒绝改革和改革失败时，改革就有可能转变为革命。1859——1861年和1879——1880年间出现了俄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以农民运动为主体的群众性革命运动逢勃发展。当时的诗人形容：“现在脚底下已经没有先前那样牢固而不可动摇的土壤了……有朝一日，醒来一看，自己已处在远离海岸的冰块上”(29)。但由于主观条件不具备，并没有爆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所渴望的人民革命。然而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则给沙皇统治造成极大压力，导致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迫使其实行了农奴制和其他方面的重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革命形势转化成了改革。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俄国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加剧，“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要求、广大劳动群众的固有利益要求立即消灭专制制度和其他封建农奴制残余”(30)。发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基本成熟，于是爆发了1905年革命，继而又演变成有各阶级参加的全民政治民主运动，动摇了专制制度的统治。沙皇政府被迫宣布实施立宪改革，自下而上的革命再次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政府在“一旦革命运动低落后，就又走到反动道路上，从而给专制制度不可避免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以极大的推动”(31)。沙皇尼古拉二世用其反动统治的事实，让人民选择了推翻农奴制度的道路。1917年2月，人民革命再度爆发， 封建统治被彻底推翻，改革再次转化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