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宪章纲领而言，它是朝鲜近代民族主义的集中体现，是东西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融汇一体的历史产物。
    在临时政府建立的26年间，其宪章几经修改。从1919年4月10 日临时政府首届议会通过的《大韩民国临时宪章》最初的10条，到1944年4月20日议政院第36 届议会确定的7章62条，中间经历过1919年8月、1925年10月、1927年4月和1940 年10月的四次更动。但总体看来，其基本内容始终未变，可概述如下：（一）国体、领土、主权。“大韩民国”国体为“民主共和国”，领土为“大韩固有版图”，主权“属于大韩民国人民全体，国家光复之前，属于光复运动者全体”。（二）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全体国民“不分性别、贵贱、贫富之阶级，一律平等”。国民“享有信仰、言论、著作、出版、结社、集会、通讯、居住、人身、诉讼之自由”。“凡具公民资格者，皆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同时国民也有“教育、纳税、兵役之义务”。（三）三权分立原则。“大韩民国的立法权由临时议政院行使；行政权由国务院行使；司法权由法院行使”⑩。
    1942年11月28日临时政府颁布《大韩民国建国纲领》24条，作为开展复国运动的指导方针。其分为总纲（7条）、复国（10条）、建国（7条）三章。《建国纲领》的基本精神是“三均主义”。三均主义即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教育三方面的均等化。在临时政府看来，要在朝鲜建立一个独立自主、民主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必须以三均主义为指导原则。这是“韩国之建国精神”，“以之兴国家而保泰平”。《建国纲领》指出，实现三均主义的具体途径是：“实施普通选举制度，以均政权；采用国有制度，以均利权；采用免费教育制度，以均学权”。(11)临时政府继而认为，不仅要在国内实现这三方面的平等，而且要在国际上“保障民族自决权，以革除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之不平等”。(12)这不仅是临时政府领导独立复国运动的基本旗帜，而且为其视作推翻殖民统治后建设民族新国家的根本大计。鉴于国民经济生活均等化是实施三均主义的一个关键环节，《建国纲领》中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临时政府关于国民经济制度的政策主张。一是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转让，“土地以分给自力自耕人”为原则。二是大生产机关国有，由国家经营，人民监督。三是均匀资本。促使劳资均匀和小企业普遍发展。由于当时日本殖民当局在朝鲜推行愚民同化政策，摧残朝鲜教育事业，扼杀朝鲜民族文化。广大朝鲜人民被无情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本世纪30年代初朝鲜学龄儿童就学率不足20％。(13)而推广大众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不仅是朝鲜民族爱国独立的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必要前提，而且是该民族反日复国运动广泛开展的重要手段。因此临时政府竭力倡导大众教育，把“教育均等”作为与“政治、经济均等”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政治口号而提出，在《建国纲领》中明确主张在教育上“实现国民各个之科学知识普遍均等化”。(14)
    显而易见，《临时宪章》和《建国纲领》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的进步要求，是作为朝鲜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旗帜的近代民族主义的具体表述，也是近代朝鲜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迄至19世纪中叶，朝鲜还是一个落后闭塞的封建专制国家，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封建制度内部逐渐萌芽。此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强，朝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趋瓦解，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展。部分地主、官僚开始投资于工商业，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朝鲜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日渐形成。伴随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该阶级提出变革封建专制统治、建设文明开化的民族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进步主张。1884年朝鲜近代史上的一次资产阶级上层改革运动——甲申政变应运而生。虽然这次宫廷政变归于失败，但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国内人民反封建政治意识的觉醒。20世纪初叶，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把其变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劳动力供应地，严重地束缚了朝鲜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摆脱殖民枷锁、实现民族解放、自由利用民族市场和资源、自主充分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为朝鲜民族资产阶级首要的政治主张。为此，由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所支配的临时政府，提出了驱逐日本殖民势力、恢复民族独立、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共和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等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以此作为领导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指导理论。就其思想渊源来说，这些资产阶级民族民主理论的提出，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传播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19世纪中叶，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了闭关锁国的朝鲜国门，迫使朝鲜一步步向外“开放”。与此同时，一批怀抱救国之志的朝鲜先进知识分子经过留学考察从西方带回了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19、20世纪之交，这些爱国知识分子在朝鲜开展了群众性的文化启蒙运动。他们组织文学社团、兴办私人学校，出版报刊书籍，以“学习就是力量”为口号，宣扬“自主独立”、“恢复国权”、“文明开化”，有力推动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权思想在朝鲜的传播，也造就了不少献身于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在临时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李东辉、李东宁、安昌浩、金九均是这场爱国思想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曾任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多年侨居美国，长期受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对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更是推崇备至。1919年5月他由美来沪，主持临时政府日常工作，同年8 月公布的《大韩民国临时宪法》便首次明确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共和体制。此外，千百年来中朝两国保持着密切不断的思想文化交流。中朝人民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休戚与共、并肩作战。临时政府成员中包括不少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朝鲜志士，如曾任临时政府法务总长等职的申奎植“于辛亥年即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私谊甚厚”。(15)他们对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十分赞赏，认为这种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平等民主共和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进步主张，也符合朝鲜人民的愿望，同样可以作为朝鲜独立复国事业的理论旗帜。自然，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建国纲领》中提出了与三民主义极为相似的三均主义及民族自决权的口号。
    在朝鲜工人阶级尚未成长壮大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是当时朝鲜政治水平和组织程度最高的一个新兴的革命阶级。该阶级占主导地位的临时政府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近代民族主义政治理论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不仅集中地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朝鲜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迫切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