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6年间，以反日复国为奋斗目标，矢志不渝，努力不懈，组织开展了外交宣传、恐怖暗杀、武装斗争等一系列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活动。
    20世纪初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力遏制，朝鲜民族工业畸形缓慢地发展。朝鲜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十分薄弱，政治上也非常软弱，组织不成熟。在争取国家独立自主、反对异族压迫的斗争中，经常表现出怯懦、不彻底和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等特点。由此，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为主的临时政府在成立初期把独立复国运动的重点放在外交宣传方面，为此专门设立了以金奎植为首的驻欧美外交委员会，后改为驻华盛顿委员会，负责对美欧诸国的外交联络。临时政府希望通过游说、请愿的途径，唤起国际社会对朝鲜独立事业的关注和同情，争取各国对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并企图在欧美列强的支持下，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以及借助朝鲜人民反帝斗争，最终迫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让步，以使朝鲜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
    一次大战结束不久、英、法、美、日等27个战胜国自1919年1月18 日在巴黎召开国际和会。会议前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冠冕堂皇地提出“扶植弱小民族”、“民族自决权”等口号，宣称要按照人民利益“公正”地解决殖民地问题，从而使许多朝鲜民族主义者生产依靠欧美列强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实现朝鲜独立的美妙幻想。2月1日新韩青年党吕运亨等在沪商议，决定委派金奎植作为代表， 赴巴黎向和会请愿朝鲜独立。(16)4月中旬成立伊始的临时政府也任命金奎植为全权代表，向和会提交独立请愿书，谴责日本帝国主义无视国际公理、以欺诈暴力手段侵犯朝鲜主权的滔天之罪，要求废除日韩合并条约，恢复朝鲜独立。(17)然而巴黎和会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一次分赃会议，美国等列强虽然在远东地区与日本存在较大的利害分歧。但出于全局战略利益考虑，在朝鲜问题上还是对日本采取纵容妥协态度。因此巴黎和会对临时政府的独立请愿始终未予答复。翌年夏天，由美国议员组成的东洋观光团抵达上海，临时政府积极组织人员欢迎陪同，向议员们“具述日本并韩后压迫之情况及今回独立运动之理由、继续进行之方针，冀以正义为助”。(18)
    1921年7月急于夺取远东霸权、削弱日本势力的美国提议召开华盛顿国际会议。临时政府马上意识到这又是一次向世界说明朝鲜真相、呼吁援助独立运动的有利时机，马上着手安排外交宣传工作。一方面临时政府致电美国哈定总统，请他正式邀请朝鲜代表李承晚、徐载弼与会，另一方面临时政府成立“支持在太平洋会议上的外交工作协会”，编辑出版《宣传》周刊。但随后举行的华盛顿会议拒绝朝鲜代表出席，临时政府提交大会的请求承认书也被搁置一边。临时政府依靠西方列强取得独立的天真幻想再次破灭。
    与此同时，正义进步的苏俄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临时政府伸出同情和援助之手，与帝国主义列强对朝鲜独立运动的冷漠无情形成鲜明对照，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政府明确提出各民族有安排自己命运的自决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临时政府为之振奋，1919年冬“派遣专使驻于莫斯科”。(19)1920年初苏俄政府发表宣言，“莫斯科为受日本政府压迫之朝鲜革命团员现时唯一避难之所。吾辈为朝鲜大革命，图朝鲜独立，不惜竭尽所能，以为臂助。”(20)随即苏俄政府又热情接待临时政府代表韩馨权，允诺提供200万卢布援助，并当即支付60 万卢布让韩馨权转交临时政府。此后双方又签署同盟条约。1921年临时政府委派申奎植为专使，携带国书，访问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护法政府。孙中山热情接见，“正式接受国书，待以国使礼，即令外交总长伍廷芳会商援助韩国光复办法。”(21)孙中山在会见申奎植时当即同意承认临时政府、收容朝鲜青年入中国军校两点要求，并表示待北伐成功后，“全力援助韩国光复运动”。(22)以后国共两党对临时政府所领导的反日独立运动始终予以精神和物质援助。中俄两国的热诚支援极大地增强了临时政府为独立复国事业奋斗不懈的信念，谱写了两国人民与朝鲜人民患难与共的友好篇章。
    在积极开展外交宣传工作的同时，临时政府于1919年7月起在国内实施联通制，动员国内人民的反日斗争。临时政府在朝鲜国内秘密建立道、郡、面各级行政机构，“公布临时政府所任命之官吏，与倭总督所任命之官吏相对立，拒绝纳税、服务、守法于敌，使之实行革命政府人民之义务。”(23)然而联通制组织规模极为庞大，在朝鲜国内日本宪警密布的情况下，“联通制实行年余，不幸为日寇察知，致牺牲多人，因以中断。”(24)
    一次大战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日益猖獗，法西斯专政逐渐建立。在国际上英美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远东的殖民利益，对日本殖民侵略持以姑息养奸政策。日寇得以施用高压残暴的手段疯狂镇压朝鲜独立运动。临时政府的外交努力和联通制实施先后遭到严重挫折，一些朝鲜民族主义者情绪低落，意志动摇。临时政府中一批坚贞不屈的爱国志士“决以直接行动，勉励国民情绪和志向，实行暴力”，(25)用恐怖暗杀手段，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由政府派送激烈分子，破坏行政及军事机关之建筑物，破坏铁桥，军需工厂，暗杀军政主脑人物，使敌人发生恐怖，使敌人秩序陷于混乱状态。藉以破坏移民政策，藉以鼓励韩人革命情绪。”(16)于是在临时政府号召、指导下，朝鲜爱国志士对日恐怖暗杀活动此起彼伏。1921年9月13日奉临时政府之命的爱国勇士金益湘在汉城向日本总督府投掷炸弹。1922年3月28日金益湘与另一志士吴成伦暗杀来沪的日本大将田中义一。九一八事变后，“韩临时政府诸同志，深感不为非常之举，不足以警倭而动世之观听”，(27)决定由临时政府国务领金九负责其事。旋即金九组织韩人爱国团，“专负暗杀暨破坏责任”。(28)于是1932年发生了两起韩人爱国团组织的举世震惊的暗杀事件。该年1月8日韩人爱国团第一个团员李奉昌奉命在东京樱田门投弹刺杀日本裕仁天皇，不幸未中，为敌所捕，后在金泽就义。同年4月29日在金九的具体策划下，韩人爱国团团员尹奉吉在虹口公园向参加庆祝活动的日本侵华元凶投掷炸弹，上海日本居留民团长河端、侵略上海日军总司令白川大将毙命，驻华公使重光葵、日军植田中将、野村中将重伤。事后日寇惊恐万状，胁迫租界当局搜捕在沪韩侨，临时政府被迫迁离上海。5月大连又发生韩人爱国团领导的谋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日本军政要员的未遂事件。临时政府组织的这些恐怖暗杀活动虽然不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方式，但表达了朝鲜人民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