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汤寿潜的举黎主张？能否因今人看来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党领袖，黎元洪是武昌起义时持反对立场的清朝高级军官而对汤的这一举动进行贬责？我以为在评论这一问题时不能不注意以下两个史实。第一，在这之前各省代表联合会确已有以湖北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的决议，而且近两个月来湖北军政府事实上已扮演了中央军政府的角色。第二，黎元洪是首义之区的都督，而黄兴则是他设坛亲授的中华民国军事总司令，当时又背上“汉阳败将”的名声，在当时独立各省，黄的地位和影响确不如黎，这可以从12月17日鄂沪两地代表齐集南京后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及12月28日南京各省代表会议酝酿总统人选时主黎者达十分之六，主黄者仅十分之三（注：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70页。），得到说明。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如果不是出于某一集团或个人的考虑，自然会作出举黎的抉择。
    但汤寿潜获悉孙中山回国后，其临时大总统人选意向发生了变化。12月22日，即孙中山抵达香港的第二天，汤寿潜在致伍廷芳的电报中说：“袁先违约，唐非全权，浙曾有议和作罢之电。今若再与迁就，盖示以弱。中山既来，必有北伐之计。”（注：汤寿潜：《致伍廷芳等电》，《史料专辑》，第595页。）表达了他对南方与袁世凯议和的强烈不满（南北和议已于12月18日开始）和对孙中山归国主持军政大计的厚望。对南方与袁妥协的不满，自然包括黎元洪，因为黎是南方与袁议和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12月25日，即孙中山到达上海的当天，汤寿潜又在给程德全的信中说：“中山到沪，情态何似？是此来能否有总统之资格？公路（引者注，公路为三国时袁术字，汤借指袁世凯）逢此敌手，恐益坚其诱约进犯之志矣。”（注：汤寿潜：《致程德全》，《史料专辑》，第706页。）这里汤寿潜虽然没有明确提以孙中山为临时总统人选，但十分明显，他已在考虑是否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汤寿潜并非革命党人，此前与孙中山也从无交往，且由于孙流亡海外16年刚刚归国，他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也不十分了解。但即使这样，汤寿潜还是在孙中山一到上海就考虑是否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且把孙中山看作袁世凯最主要的“敌手”，其总统人选意向还是很明显的，次日，他又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闻中山君已到，唐亦约伍续议，临时政府诚刻不容缓耳。”（注：汤寿潜：《致伍廷芳》，《史料专辑》，第707页。）如果我们把这封信与前述两则史料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看出汤寿潜的意图是：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迅速成立临时政府，中止与袁世凯议和，由临时政府统一谋划北伐。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终于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而宣告成立。
    综上所述，汤寿潜倡议并积极参与筹建临时政府，是为了尽早结束独立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统一内外政策，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在建都地点和临时大总统人选问题上，他的主张经历了由都鄂举黎到都宁举黎，再到都宁举孙的变化，这都是根据当时的客观实际作出的正确抉择。在筹建临时政府问题上，汤寿潜与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人的主张不尽相同，不可简单化相提并论。
    三、汤寿潜与南北和议、北伐
    在武汉保卫战期间，湖北军政府就接受了袁世凯的秘密议和，并于12月1日达成了武汉地区停战3日的协定，以后民、清双方又派代表正式议和。以往学术界认为：浙江都督汤寿潜是这次议和的幕后策划者和襄助袁世凯夺权的得力谋士之一。事实上，汤寿潜是坚决反对议和、主张北伐的，也是立宪派中为数不多的激进反袁之士。
    汤寿潜出任浙督后四天，即11月9日，已被授予“钦差大臣”、拥有节制赴鄂水陆各军全权的袁世凯又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政府事实上的实权人物和革命的最大障碍。
    鉴于当时省内外形势，汤寿潜督浙后，在推进全省光复、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政权的同时，于11月12日派出援宁支队，积极参与光复南京，期以“铁血主义”彻底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注：南京光复后，汤寿潜在给援宁浙军前线指挥官的的信中勉励浙军将士再接再厉，为造共和血战到底。他说：“此役所以底成功者，实赖浙军誓死血战。…诸君为倾覆专制政体而战，为造一般人民之幸福而战，此为二十世纪我中国最可尊可敬之军人。…世界共和政体，无不以血战得之，诸君实行其铁血主义，何功勿成，何战勿克！”见汤寿潜《致徐则恂队官、张兆辰指挥官》，《史料专辑》，第717—718页。）。为了尽早结束战争，稳定社会，避免列强的干涉，减轻人民的痛苦，汤寿潜同时也试图策动袁世凯拥护共和，“反戈一击”，推翻清朝，成就光复大业。所以在派出援宁支队后第二天即11月13日，汤寿潜就致书袁世凯，说“东南人士，咸以为政体不可不立，外交不可无主，谓宜亟设共和政府，以收统一之效”。他指出清朝政府已日暮途穷，“财匮民贰，根本已摇，诸镇离心”，即使有“百胜之师”，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且外人伺隙，不容自为攻战”，若由此而遭“分割之祸”，将是全国的不幸，希望袁世凯能“翻然变计，恭行天罚”，只要袁“举戈一挥，中国遂定”。那么，共和政府“元首之选”，属之于袁，袁氏之英名将“与华盛顿争烈”，“功罪之的”，在袁一身，何去何从，要袁认清形势，自己抉择。（注：《史料专辑》，第709—710页。）
    但鉴于对袁世凯本性的认识（注：汤寿潜曾在辛亥以前多次上奏，揭露袁氏阴险狡诈、玩弄权术、祸国殃民，奏请朝廷罢黜袁世凯。参见《史料专辑》第511页、514页、535页、588页。），汤寿潜对袁世凯真正转向共和不抱妄想。所以当11月下旬湖北军政府与袁世凯议和一开始，汤寿潜就表示反对，同时积极备战，力主北伐，11月25日，汤寿潜在给香港林景嵩的信中说：“议和恐不可恃，东南仍修战备。项城舍三千载一时之伟人不为（指袁没有转向革命，反戈伐清），不学无术，大可惜也。”（注：《史料专辑》，第688页。）南方公举伍廷芳为议和代表的同一天即12月9日，汤又在给程德全的信中说：“北方愈有世变，北伐愈不可懈，恐彼出我不意，倾巢而来，不可不以攻为堵。虽唐绍怡（仪）之来，为天水所成算，要之有备方无患耳。”（注：《史料专辑》，第711—712页。）次日，他在给浙江赴鄂筹组临时政府代表陈时夏等的信中说：民军既以推翻旧政府为职志，则无论是奕勖内阁还是袁氏内阁都应彻底推翻之，“应申明大义，以彰天讨，为大义，不为满洲”；提出应立即与袁决裂，“声明其为民贼，与之宣战”。（注：《史料专辑》，第694页。）12月11日，汤寿潜又在给黎元洪的信中说，“此次议和，必多要挟，不妨与之决裂，因合词以布其罪于海内外，而遂以联军讨之”，“一举而振大汉之天声，去中原之民贼。”（注：《史料专辑》，第712—713页。）
    12月中旬民、清双方正式和谈前夕，袁世凯乘机派兵向陕西、山西、安徽、山东发动进攻，攻占潼关、娘子关等民军要地。汤寿潜又不断打电报或写信给民军议和代表伍廷芳和江苏、上海、安徽、湖北等省份的都督及浙江筹组，临时政府代表，一再提醒他们要警惕袁世凯“悍愎多诈”的本性和玩弄的和谈骗术，应切实做好北伐准备；他指出北军偷袭皖北等地决非偶然，必有袁世凯的密令指使，要伍廷芳“以诱约诘责”袁世凯，并公布袁氏迭次诱约进犯之罪状，以振作民军反袁士气；他一再提出中止议和，举兵北伐，明确指出如一再迁就议和，必将功亏一篑；他坚信孙中山归国后，“必有北伐之计”（注：详见汤寿潜下列函电：12月22日给程德全、12月25日给孙毓筠、12月26日给（吴）锦堂函，分见《史料专辑》第704页、第692页、第686页；及12月23日致伍廷芳、12月24日致陈其美等、12月31日致伍廷芳、1912年1月1日致民军议和代表、1月2日致南北民军代表、1月2日致伍廷芳、1月13日致伍廷芳电，分见《史料专辑》第595页、第596页、第596页、第596页、第597页、第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