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古典园林艺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此“园林”为皇家御园或私家花园，并非“公园”。近代“公园”是西潮东渐的产物。（注：关于“公园”概念的界说及其开辟途径，可参见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J].城市史研究。第19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1868年，“公家花园”（Public Park）最早出现在上海外滩租界，（注：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R].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P473）渐次又有私家园林陆续开放。（注：参见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J].学术月刊。1998（8）。）至20世纪初，公园开始在全国各地兴建。1905年，有人倡议在京城建造公园，主张经费当“出于民间而不能动用于公款”。（注：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N].大公报。1905-07-21.）1907年，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端方、戴鸿慈奏请开设“京师万牲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注：参见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M]第三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P526～531）“万牲园”的开放是民国初年公园开放运动的发轫，但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公园。此后，舆论敦促政府速开公园之议愈亟。当时报章上有人指出，京师作为首善之地，“原应当在一切维新变法的事情上，立个榜样，作个领袖，好提倡着叫各行省也效法改良”，北京城里应“立四个公共花园，设在东西南北四城，任人随便游览，不取资费”，并指出像京城先农坛、地坛、日月坛这些地方，“已经粗具公园的体格，只要稍加修改，即可作为公共花园”。（注：公共花园论[N].大公报。1910-06-08～10.）但直到清朝灭亡，北京尚未建立起公园。民国成立后，北京城第一个近代公园——“中央公园”才应运而生。
    一、从皇家禁地到公共园林
    中央公园即今北京中山公园，其原址为明清故宫的社稷坛，位于天安门与端门之右，乃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神）和稷（谷神）的处所，当时的皇家禁地，自与一般百姓绝缘。民国初年，北京政府“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禁地既除，“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休息之所”。（注：朱启钤。中央公园记[A].蠖园文存[C].（民国二十五年紫江朱氏刊）。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P113）北京确实需要有一座公园，不仅因为市民缺少可供休闲的场所，而且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致力于城市改造，公园也是近代城市所特有的一个标识。当时市政当局展开了颇具声势的宣传，《市政通告》连续发表文章对国外城市公园进行介绍，并分公园规划、经费、收入等专题展开了讨论。总的说来，这些文章强调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大凡一个大都市，人口总是有增无减，人口既多，公园乃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物品，并不是专为美观，实在是为都市生活不容不要的……添设公园，真是市政上一件重要事情。”（注：公园论[A].载京都市政公所编。市政通告[C].第1-23期合刊，1914-1915年。）（P29）
    社稷坛即是最初几个被考虑改造为公园的地方之一。1913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视察社稷坛，看到历经世变后坛内已是“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以如此名地废弃可惜”，欲辟为公园。第二年，朱启钤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辟坛为公园之议”遂得到落实。（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1）
    公园草创，需款正多，鉴于“国库支绌，不遑兼顾”，因此经费交由“京都市民暨旅居绅商共同筹办”，“并由公所委托该绅民组织董事会经营管理”。（注：京都市政公所编。京都市政汇览[M].北京：京华出版社，1919.）（P183～184）1914年秋，段祺瑞、朱启钤等60余人发起筹办公园的募捐，不及半年得募款4万余元，其中个人捐款以徐世昌、张勋、黎元洪和朱启钤为最多，每人捐款在1000至1500元间。（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3～4）董事会由此产生（凡北京市民每年捐款50元即为董事），朱启钤被推为董事长。董事会负责公园的经营拟订了《公园开放章程》，并以公园“地当九衢之中”，命名为“中央公园”。（注：朱启钤。中央公园记[A].蠖园文存[C].（民国二十五年紫江朱氏刊）。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P113）1914年9月，公园对公众试开放。10月10日国庆纪念日，公园正式开放，“是为北平公园之始”。（注：陈宗蕃。燕都丛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P180）1928年7月“中央公园”奉北平市政府令改称“中山公园”，1937年10月因日据原因又恢复“中央公园”原名，抗战结束后复改称“中山公园”，其名沿用至今。（注：吴廷燮。北京市志稿·建置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P584）
    昔日皇家禁地，而今成为公共园林，平民百姓亦得观览，因而一经开放，“都人联袂来游，极一时之盛”。有人这样描述初开放时的社稷坛景象：“但见古柏参天，苍松夹道，所有布置虽未完备，而景致清幽，令人心旷神怡。……至社稷坛内有一台，高五级，方四丈，台面之土分五色，该处即清皇室行祭之处。”（注：陈列所与社稷坛游览记[N].申报，1914-10.转引自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M].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P197）这是近人观览皇家园圃的新鲜感受。一位时评家这样说道：“凡昔日帝后游兴场所，今咸为市民宴乐之地。”（注：汤用彬。旧都文物略[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P56）有了这样一份体验，我们也就更容易理解老舍先生笔下北京人那种文化自豪：平日里他们“很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注：老舍。四世同堂[M].转引自赵园。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P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