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茶座的魅力
    正因为中央公园有着巨大的社会包容性，所以会对广大市民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而公园的茶座则是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最为贴近的一个场所，那里决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去处，它几乎被人们当作了休息、闲谈、看书、写东西、会朋友、洗尘饯别、订婚结婚、宴请客人的最好选择。
    中央公园的茶座可分东西两路。东面“来今雨轩”现今还在，昔日曾执茶座牛耳，用一个老北京话来形容是“菜好、点心好，自成一范围”。（注：转引自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P96）有人回忆说“来今雨轩是国务院，因为政界要人们公余在此碰头”，“也常常能见到各位名士教授在此驻足，其中也不乏北大《新青年》杂志同人们的身影”。（注：钟少华。从皇家禁地到北京第一座公园[A].北京文史资料[C].第57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P282）1919年美国学者杜威访华，他的六十寿诞就是在中央公园举行的；（注：本校与他三团体为杜威博士祝寿记[N].北京大学日刊（第四分册）。1919-10-22.）三年后他回国时也是在中央公园饯行的。这类文化盛会在来今雨轩举行过多次，要是用过来人话说，就是“如果仔细收集，足可编一本很厚的书”，足见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氛。
    西面的“四宜轩”在水榭和假山之间，远离大路，喜欢清净的游人对它有着格外的偏好。西边路旁从南往北依次而数，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三家。这几家露天茶座逶迤成片，“生人是分不清谁家和谁家的，只有常来的熟人才知道”，“各家的熟客也是分开的，各家有各家的一路生意”。（注：魏兆铭。北平的公园[A].载王彬、崔国政辑。燕京风土录[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P97）“春明馆”比较旧式，“长美轩”新旧参半，“柏斯馨”则纯粹摩登化。所以有人说，这三个茶馆是代表了三个时代，即上古（春明馆）——中古（长美轩）——现代（柏斯馨）。这话从他们给客人预备的茶点便可得到证明：“春明馆还是保持古色古香面目，是一碟一碟带着满清气味的茶食，如‘山楂红’、‘豌豆黄’之类；长美轩则维新进化了，好像是清末民初的派头，除了‘包子’、‘面食’外，碟子有‘黄瓜子’、‘黑瓜子’等；柏斯馨则十足洋化，上两家总是喝茶，它则大多是吃‘柠檬水’、‘橘子水’、‘冰结凌’、‘啤酒’，它的点心也不是‘茶食’、‘包子’、‘面’等，而是‘咖喱饺’、‘火腿面包’及什么‘礼拜六’，还有许多说不上来的洋名字。”（注：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A].燕京风土录[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P509）
    林林总总的点心名目，暗示了各家茶馆不同的顾客身份。根据当时人的观察，“春明馆当然是以遗老们为基本队伍，以自命风雅哼诗掉文的旧名士为附庸”；“长美轩是绅士和知识阶级的地盘”，可说是“文化界的休息所”；“柏斯馨的份子，则比较复杂，但简单归纳说也不过是红男绿女两种人”，交际花、公子哥儿、摩登青年都爱围坐在这里。所以凡是来吃茶的客人，要“先打量自己是哪一个时代的人物，然后再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地”。（注：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A].燕京风土录[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另，时人还有“长美轩是五方元音”，言其间客人多且杂，“春明馆是老人堂”而“柏斯馨是青年会”的说法，参见钟少华《从皇家禁地到北京第一座公园》。谭其骧《一草一木总是情》（《读书》，1992年第7期）亦有类似的回忆。）（P510）茶座里这份微妙的感觉象征了成长中的城市公共空间新旧杂陈的某些特色。
    对众多的客人来说，闲聊恐怕是茶座最具魅力之处了。茶座里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某某人天南海北，高谈阔论，而周围环听的人乐而忘倦，甚至拍案叫绝。民初社会种种耸人耳目的“掌故”、“秘闻”，大概也“只有在茶座上，才可以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有人说，人们喜欢茶座，还因为它有两个附带的好处。一是“看”，茶座中间的马路，是来往游人必经要道，“你可以学佛祖爷睁开慧眼静观事变，看见人间世一切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二是“会人”，大家在公园碰面，既免除去特意拜会的麻烦，同时事情也可以办好，一举两全。（注：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A].燕京风土录[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P511）北京习惯于把茶座当作他们的“会客室”，这点与一些研究者对别的地方茶馆的观察是正好巧合，“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不方便，人们便相约在茶座见。即便不是专门去会客，只要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常去的茶座，不用特别约定便可见到朋友”。（注：王笛。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J].历史研究，2001（5）：114～125.）尤其是文化人，公园茶座更是他们见面聚会的据点，有些几乎天天去的常客，甚至得到了“公园董事”的雅号。鲁迅先生常去中山公园的茶座，他的朋友们也常去，所以经常会有不期而遇。如1924年4月13日记：“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钱玄同，遂茗谈至晚归。”同年5月1日记：“往晨报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注：转引自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P94）
    （三）公园的消费主体
    中央公园的开放有利于城市公共空间的生长，前面的讨论也初步证明了这一点。但同时，也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上世纪初的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经济赤贫阶层，公园虽然面向公众，但门票和公园里的其他消费却使许多穷人舍不得“到此一游”。
    在公园开放之初，价格不菲的门票就挡住了一些市民的脚步。（注：社稷坛开放当日，“需费小洋一角购票，以致贫寒者多不能入览”。陈列所与社稷坛游览记[J].申报，1914-10-16.）当时公园门票大洋5分，另外还有各种定期游览证，如四个月期的收费6元，一年期的收费12元。（注：中央公园售票简章。京都市政汇览[M].北京：京华出版社，1919.）（P54～56）门票5分相当于铜元20大枚，就当时物价可买到六七个鸡蛋，看来不能算是便宜。游客进入公园还有其他花消，比如茶座，一般茶水1角，点心每盘1角，有些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7分钱。（注：转引自陈明远。文化人与钱[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P155）另外，公园里许多体育设施也是收费的，只针对特定人群，绝非一般人所能问津。
    当时公园园门设置“左为收票所，右为兑换所，中界铁栏为查票处”。（注：吴廷燮。北京市志稿·建置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P585）兑换所的建立似乎比较特殊，这是因为上世纪初期北京币制混乱，有银元、铜元，还有钞票，而且每种都有辅币，彼此之间需要按比例折算使用。北京普通市民的工资收入和日常交易多使用铜元，从1900年到1925年的25年间，铜元高达300%的惊人贬值对市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普通市民“往往在数年之中每天的铜元工资是一样，但实际上工资所能买到的东西日渐减少，有时候他们的铜元工资增高了，但银元换铜元的数目渐渐增加，不久竟超过工资的增加”，所以这20多年间市民“因铜元价值的低落吃亏很大”。（注：孟天培、甘博著，李景汉译。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M].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P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