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公共空间的生长及其限度
    （一）公园场景中的市民生活
    民国成立之前，北京人除了光顾庙会，很少有游乐的去处，像什刹海、陶然亭和西山这几处，或者地方狭小或者位置僻远，很难满足需要。现在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自然是许多寻求休闲的百姓心中首选。在公园刚开放的那几天，当时人用略带兴奋的语调记录：“想不到饥者易于食，渴者易于饮，每天游览的人，居然过了千啦！”（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9）即便此后先农坛公园（1915年）、北海公园（1925年）、京兆公园（今地坛公园，1925年）也都相继开放，但“终不如中央公园位置适中，故游人亦甲于他处”。（注：陈宗蕃。燕都丛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P141）据一个当时在华进行社会调查的外国人观察，每年夏天来中央公园的游人在4000到5000人之间，而到了严寒的冬天，仍会有100到200人。当节日或有重大活动时，游园通常是免费的，这些天常常有上万人汇集到中央公园里来。（注：Sidney Gamble.Peking:A Social survey[M]. Newyork:Geogre H.Doran Company,1921.）（P237）公园以它的新鲜魅力吸引着来自各方的人们：
    中山公园的灵雅素淡，虽然加了些最近修的时代浓装，那松柏森然，仍苍苍表现着古色古香。这里尽管是东方既白的黎明，或者是夜静更深，来这里探时奇花名卉、或呼吸新鲜空气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城市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地展览在这里。（注：魏兆铭。北平的公园[A].载王彬、崔国政辑。燕京风土录[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P502）
    中山公园的古树、花卉在当时北京城是享有盛名的，一年一度的“稷园花事”吸引了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注：魏兆铭。北平的公园[A].载王彬、崔国政辑。燕京风土录[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P141）从1916年起，公园连续每年举办规模盛大的赛菊大会，北京市还在1928年规定菊花为市花。（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41）
    “文宴”乃文人墨客间诗词酬唱的风韵雅事，也由原来野外的陶然亭转移到了城里的公园来举行；尤其每逢春秋佳日，稷园内“耆宿满座，流觞歌咏”，颇极一时之盛。（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41）
    以上种种名目，还可窥见些许古风遗绪，但公园不可避免地带有近代商业气息。社稷坛内兴建了影剧院、纪念品商店、照相馆、餐厅和茶座，并且不定期地承办各种商业展览和售卖。很特殊的是，1919年司法部在公园设立了“监狱出品陈列部”，公开售卖京师第一、第二监狱出产的物品。（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2）这些由服刑的劳改犯制造的产品相对廉价，颇有销路。鲁迅先生也买过不少这里的东西。鲁迅日记1919年7月23日记：“往中央公园观监狱出品展览会，买蓝格毛巾一打，券三元。”8月4日又记：“午后托紫佩买家具十九件，见泉四十。（注：转引自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P159）
    中央公园也是一个被商家青睐的广告宣传地，在公园的纪念刊物上，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录：“民国八年八月，英美烟草公司于本园演放气球为营业宣传之用，球为软布制，径约三丈余，上升时系一人，腾空随风飘荡，掷下兑取卷烟传单多张，其人即将球绳松手，用降落伞落下。”（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38）这样的广告创意，其大胆新奇，比较今日，也未见得逊色多少吧。
    中央公园还为一些民间社团的发展创造了空间。著名的古建筑学同人社团“营造学社”就落址在公园内，它的社长是个特殊人物，即公园董事会会长朱启钤。同期，朱启钤还发起组织“行健会”，是京师第一个“公共讲习体育之地”。该会在公园内开辟锻炼场所，“凡是交纳会费，被接纳为会员者，可持证参加打球、下棋、投壶、射箭等体育活动”。（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16）这些体育活动很受欢迎，“一时入会者达百余人”，会员大多是“一些社会间中、上层人士，如银行、银号、铁路、邮政以及政府等方面人员”。（注：王菊禧、程志孚。北京行健会会述略[A].北京市园林局史志办公室编。京华园林丛考[C].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1996.）（P242）
    中央公园里经常举行一些体育赛事，像儿童健美比赛和角力比赛，为一般市民所喜闻乐见，中间也不乏流传市坊被津津乐道的花絮：“俄国大力士某，于民国八年借用本园内坛举行角力比赛，如以手折铁、以汽车轧身及舞双铁球等技术。嗣以京城有名技术家王四者，膂力甚大，当上场亦舞其铁球，旋发现其球中空，无须大力即可举动。拟与之比试，而该大力士逊谢而退，观众莫不哂笑云。”（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41）
    政府促进公众健康的努力也在中央公园里得到体现。1917年，内务部建立“卫生陈列所”，它位于社稷坛西南方的公园中心地带。这里长期展览各种医学标本和生物解剖图，在公园开放期间里免费供人参观，吸引了大批此前对卫生知识知之甚少但颇感好奇的游客。（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17）
    1916年，教育部在公园里建成“中央图书阅览室”，不同于以前的私人藏书楼只向特定人群开放，市民们可以在这里借阅书籍、杂志和报纸。（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17）中央公园还经常举行各种文化展览和学术讲演。有意思的是，讲演的内容既有传统经典的教义，也有现代科学的知识。“佛教讲习会”、“中国文化协会”“尊经会”纷纷在此设席开讲；（注：如“尊经社”系列讲经会的讲题有“先教后养”、“婚姻之道”、“士大夫教育下之遗产”、“孟子非战主义”、“尊经与救国”、“圣人之道不变”、“释夫妻有别”、“学校宜以读经为必要学科”。）“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也同时摆开擂台，它的科普活动竟包括在社稷坛五色土上设望远镜观看木星，并为天文爱好者和普通市民进行讲解。（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52）
    公园对城市社会更深远的影响表现在政治领域。几乎任何社会政治变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公园有所体现。最突出的例子是1915年为抗议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数以万计的北京市民聚集在中央公园，号召抵制日货，募集救国储金，最多一次储金大会参与者达到了30万人。（注：申报[N].1915年5月13日、17日、28日、30日；这一现象也被当时在京的外国观察家所注意，参见Sidney Gamble,Peking:A Social survey[M].Newyork:Geogre H.Doran Company,1921,p.237.）而一些社会政治团体也充分利用了中央公园这一活动舞台，如北京自治讨论会、北京市民裁兵运动大会、禁烟纪念会都曾在公园里召开面向大众的讲演会。（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53～254）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社会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园举行规模隆重的追悼集会，这既是对孙中山的纪念，同时也是对北洋政府的抗议。
    公园既为市民提供了政治表达的空间，也为社会公共生活铺设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市民的生活空间不是彼此隔绝、相互无关的，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背景的人们开始建立并感受到一种新的社会联系。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央公园几乎每年都举行面向市民的大型筹赈活动，（注：如1917年天津水灾筹赈会和北京英国红十字会游园会、1920年华北救灾秋节游园助赈会、1921年全国急募捐款大会、贵州赈灾游艺会和江苏水灾筹赈会、1923年河南灾荒赈济会、山西旱灾会和旅日同人为东京大地震筹赈会。）而活动的主办者多是同乡会、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我们看到一种有别于以往政府救济的公众参与形式，市民被更多更广地卷入到了公共事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