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新型的教化模式与传统的圣贤语录一起出现在中央公园，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新生国家规训手段的混溶性。
    中央公园作为地方的政治舞台，代表各种社会身份或利益的人物及团体都在其中活动。（注：李德英通过对以成都公园为舞台的社会冲突的研究，也发现不同阶层人士对公园的利用，参见公园里的社会冲突——以近代成都城市公园为例[J].史林，2003（1）：1～11.）同样，国家也在利用这一空间进行着自身权威与合法性的塑造。1918年11月28日为庆祝欧战协约国胜利，北洋政府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国务总理钱能训、参战督办段祺瑞等军政各界要人到会演说；（注：公园论[A].载京都市政公所编。市政通告[C].第1-23期合刊，1914-1915年。）（P231）而与之呼应并形成了某种紧张的是，在28日到30日的连续三天里，北京大学也以“欧战总结”为主题举办多场演说大会，表达知识界对于一战的理解，几乎各种思想背景的学者都有所发挥，其中就有李大钊著名讲演——《庶民之胜利》。（注：本校特别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二分册），民国7年11月27日。关于讲演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日刊》12月3日～12月7日、12月13日、12月23日各期。）次年夏，北洋政府将原立于东单地界作为国家屈辱象征的“克林德碑”拆迁，移至中央公园，改名为“公理战胜坊”，段祺瑞亲自主持了盛大的奠基典礼。（注：吴廷燮。北京市志稿·建置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P585）如果说，以民族主义勃兴为背景，中央政府通过“仪式”努力塑造着自己道义形象；那么由“中央公园”到“中山公园”的名称变化，我们也可以发现“权势转移”下国家力量的作用。1928年，公园董事会奉国民党北平特别市政府令，改名“中山公园”。1929年，国民政府把原停放在香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柩移往南京中山陵，北平市也把举行过追悼会的社稷坛拜殿改为“中山堂”，以作为永久性的纪念场所。此外，由北平妇女协会等五民间团体发起，经市政府批准，在中山公园内建成“孙中山奉安纪念碑”。（注：转引自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P244～247）这一系列的动作表明新生的国家政府在表达与旧传统断裂的同时，也在利用城市公共空间重建新的合法性秩序，而这种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市民阶层的配合与支持。
    在中央公园里，我们看到了市民意识的觉醒，也看到了市民生活自主化，但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单纯的二元对立，政治抗议行动也并不是公园社会生活的全部。其实，国家也在利用新创立的公共空间，实施社会整合与控制。正像前引的一项近代北京城市史研究曾指出的：“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共同作用才使公共空间的变迁成为可能”。（注：陶孟和。北京生活费之分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P157）公共空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空间，也是国家内部的空间。中央公园似乎更适合被看作是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连接，是两者相互渗透的结果。市民自主性的活动并非简单的抵抗，毋宁说更是一种妥协与和解，因为国家也在同一场景下运作，它也在利用公园的时空和其中的种种形式。
    三、结语
    由皇家禁地到公共园林，中央公园见证了北京城市公共空间成长的历程。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城市古旧与新鲜的驳杂色彩，也能感受到一个时代陈缓或激越的清晰脉动。中央公园是一个舞台，在这里上演着大时代的悲喜；中央公园也是一个窗口，通过它我们观察到民初北京社会的生活百态。它不仅仅是一个放松身心的休闲场所，更是集娱乐、教育、商业、文化和政治多种内容于一身的社会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流淌着市民日常生活的细流，也孕育了社会变迁的种子。在这个空间里有着多种力量的较量、争夺与妥协，是它们的合力共同塑造了中央公园复杂的形象；这一空间也并非在完全意义上实现了它所承诺的真正面向全体大众。总之，中央公园是一个具有魅力而蕴涵丰富的所在，理解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它所经历过的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