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陶孟和《北京生活费之分析》，第7～8页。
    陶孟和在20世纪20年代对北京48户家庭的收支账目簿进行过一项研究，当时在北京要勉强维持生活，平均每个家庭年支出为200元，其中近97%用于购买食品（占71.2%）、缴纳水电燃料费（占11.3%）、支付房租（占7.5%）和购买衣服（占6.8%），而用于其他像社交、教育、娱乐等开支的“杂费”仅占可怜的3.1%。（注：陶孟和。北京生活费之分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P35）依据经济学关于生活费指数的理论，家庭开支中生活必需品所占的比例越高，说明生活水平越低。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北京普通市民生活水平很低，绝大多数人还挣扎在“糊口线”上下，他们的收入仅仅够维持基本生活的需要。（注：史明正曾经尖锐地指出，当时北京多数家庭“几乎剩不下一分钱来购买谋生以外的其他东西，教育、消遣、艺术、娱乐以及其他现代生活方式完全与他们绝缘”此语似嫌稍过，却也不无道理。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52）
    根据1926年京师警察厅所作的一项调查，北京人口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经济群体：
    按陶孟和的解释，“所谓极贫户，乃指毫无生活之资者”，“次贫户，乃指收入极少，不赖赈济则不足以维持最低之生活者”，“下户者，乃指收入仅足以维持每日生活者”。（注：陶孟和。北京生活费之分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P8）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市民经济状况分布呈脚重头轻的金字塔型，近八成属于赤贫和贫穷阶层，他们尚求温饱而不得，为了维持最起码的生存疲于奔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左右的人口生活相对优裕，他们居于社会的上层，这一有限的人群才是有能力进入公园进行消费的主体。事实上，雄心勃勃发起公园开放运动的的市政当局，虽然期望达到“公共健康之目的”，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情形：“富人广厦清居，或款段郊游，犹可藉恣憩尔；贫民手胼足胝，糊口劳劳，生计相煎，竭蹶不给，何暇讲求休养？”（注：市政与贫民之关系[A].市政通告[C].1917年第8期。）（P33）
    （四）公共空间的变迁
    从皇家园林到公共园林的转变中，我们看到了特权领域的收缩和公共空间的扩展。但这一变化并不能简单地导致这样一个结论：政府与民间力量此消彼长。
    首先，就像在文章前面部分介绍过的，中央公园的创建从动议到实施几乎都受到北京市政当局的干预，公园本身即是政府市政建设规划的一个部分，最显著的表现就是1915年6月市政公所成立“中央公园管理局”。管理局的权力机构“董事会”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由政府外的士绅、商人组成，直接管理公园的日常运作，财政上也力求自主，（注：所谓“园内庶事决于董事会公议，凡百兴作及经常财用，由董事蠲集，不足则取给于游资及租息，官署所补助者盖鲜”，参见朱启钤。中央公园记[A].蠖园文存[C].）（P115）但实际上，受制于市政公所的严格监督。《中央公园开放章程》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规定了两者不对称的责任关系。（注：京都市政公所编。京都市政汇览[M].北京：京华出版社，1919.）（P184～186）公园的工程资金，虽然主要来自社会捐款，但捐款者多为京城政界商界名流，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注：中央公园历届董事题名录可参见《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第210～229页。）董事会设“执行委员会”操持园务大权，其成员由董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也多以“名流”为主体，董事会的决策往往受到这部分有政治势力的强人支配。
    1928年，中央公园为国民党北平特别市政府所接收，公园管理体制又有一变，董事会“改为委员制，属本市市政府直辖，由政府派员二人及本园董事推举委员三十人共同组织”。（注：吴廷燮。北京市志稿·建置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P584）政府直接派人参与管理，这实际上大大加强了对公园事务的控制。
    从公园的功能来说，明显区别于西方公共园林，中央公园除了改善生态与提供娱乐之外，尤其强调了教化规训的功能。在市政当局的宣传运动中，公园也更多是被看作一种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他们希望通过新型休闲形式的大众化来铲除不良的社会习俗：
    现在星期休息，中国已经通行，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跟人家外国比较起来。人家寻乐是有益于身心，中国旧社会寻乐是无益于身心，一正一反，差的哪儿去啦？所以打算改良社会，当从不良的病根上改起。建立公园。便是改变不良社会的一种好法子。（注：社稷坛公园预备之过去与未来[A].市政通告[C].第1～23期合刊（1914～1915卷）。）（P9）
    中央公园开放即以“共谋公共卫生，提倡高尚娱乐、维持善良风俗”为宗旨。（注：京都市政公所编。京都市政汇览[M].北京：京华出版社，1919.）（P184）我们上面提到过公园内设置了图书阅览室、卫生陈列所和监狱劳改产品展销馆。有研究者指出，“展出和销售劳改产品的目的是要向社会表明，新生的共和国监狱体制的拯救罪犯功能，在同时它亦代表了正统的儒家对‘人能弃恶从善、痛改前非’的能力的信任”。（注：史明正曾经尖锐地指出，当时北京多数家庭“几乎剩不下一分钱来购买谋生以外的其他东西，教育、消遣、艺术、娱乐以及其他现代生活方式完全与他们绝缘”此语似嫌稍过，却也不无道理。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152）公园确实是施行这种教化的适宜场所。依赖于城市新开放的公共空间，政府通过上述种种形式来推进公共卫生和道德教育，用来实现对旧俗的批判与新型生活方式的建构，鼓励大众接受既定的社会规则，借此达到良好的社会控制。1915年公园建立了“格言亭”，直接用孔孟程朱的教诲向民众宣讲道德规范：东二柱朱子之言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孟子之言曰：“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西二柱子思之言曰：“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阳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南二柱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武穆之言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北二柱程子之言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孔子之言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注：宋维。中央公园的格言亭[A].京华园林丛考[C].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1996.）（P24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