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戊戌时期康有为从其“三世进化论”出发，提出了“尽革旧俗、一意维新”的变法主张（注：《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194页。）。康氏认为“方今外患之来，天下亦知旧法之弊，思变计图存矣，然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未偏端而举之，无其本原，……必至无功。”（注：《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215页。）他将社会看成一个有机的整合系统。过去洋务派变器不变道的做法在他看来是一种“逐末偏端”之举，这种割裂社会机体的变法模式是不可取的。既然社会是一有机的整合系统，那么，进行变法变甲即须变乙、举一即须连二、变器即须变道，只有进行“大变”、“全变”，才能够建立一个富有生机的新的社会系统。康氏云：“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注：《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197页。）康氏的用意至为明显，进行变法，进行“大变”与“全变”，即是在于破“旧”，即是在于建立一个不同于旧传统的全新社会秩序。
    戊戌时期变法的焦点是放在政制的变革上，这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改良思潮发展的一个逻辑归趋。康有为当时提出“大变”、“全变”的维新要旨，重点也是放在政制的变革上，他企图以政制变革作为突破口，来带动社会变革的全面展开。在其“三世进化学说”里，康氏将当时的中国界定为据乱世（君主专制），而西方则已进入升平世（君宪政制）。依其三世进化学说，人类社会历史是由据乱世逐渐演进至升平世，再转进至太平世的。世界各国历史的演化一道同风，莫不同然。因此，当时西方所具有的社会存在形态，即昭示了未来中国的历史归趋。这样，在康氏那儿，“旧”与“新”便隐然成了“中”与“西”的代名词。由此，其“大变”、“全变”，“尽革旧俗，一意维新”的变法思路，我们便可理解为是一种否定中国固有传统、全面模效西方的文化重建。在此康氏挥其“三世进化论”利刃，斩断了同中国固有传统的联系，全盘西化实际上是呼之欲出了。唯其如此，戊戌时期康有为在鼓吹进行政制变革时，便毫不犹豫地将西方的宪政政制确立为中国政制变革的参照系，力图在中国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专制政制的全新政制模式。
    西方宪政政制（无论是君宪政制，还是共和政制）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将民众“参与”纳入到政制运行机制中去，并且，通过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实现权力的平衡。民众“参与”主要是通过公举议员组成议院来实现的。因此，对西方宪政制的模效，康有为目光所注重点便放在兴民权、设议院上，这可谓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康氏曾在不同场合发出了这种呼声，如他曾经明确主张要“设议院以通下情”（注：《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196页、。）、“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注：《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194页。），并将设议院、兴民权确立为维新派的当下政治奋斗目标。兴民权、设议院，其目的即是对过于集中的传统君权施以一定限制，这一思想同传统的绝对主义的专制王权是背道而驰的。
    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仅招致顽固派、洋务派的激烈反对，也遭到来自维新派内部的激烈批评。章太炎认为康氏的变法主张犯有“猝暴之病”（注：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中华书局，1977年版。）。他曾经说到：
    “彼见西法之效，以为驰骋上下，无曲折可以径行也。……若夫后王之政，未遭百六阳九，而于今日望之，一则晞民主，一则张议院，此无异于行未三十里而责其行百里也。”（注：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中华书局，1977年版。）
    他认为康有为以西方的宪政政制为模式来革除传统旧制的做法，是一种揠苗助长的行为，不但不能达到维新的目的，反而还会“害新”（注：章太炎：《訄书》（初刻本），《尊荀》，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只能收到相反的效果。章氏曾公然声称当时中国的变法“不可苟效宪政而迎致之”（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87页。）。他反对康有为“尽革旧俗、一意维新”的“大变”、“全变”主张，主张中国的变法只能“随俗雅化”（注：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积渐行之”（注：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中华书局，1977年版。）。
    同康有为一样，当时章太炎也将社会变革的焦点放在政制的变革上。由于章氏的历史观在强调“变”的同时，又强调了历史演化的一贯连续性，注重世界各国历史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所以，他对康有为粗暴地斩断本国历史演化的进路，而以西方式宪政模式来替代传统旧制，企图在传统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全新文化秩序的做法便深表反感。在章氏看来，西方式的宪政模式是西方各国历史内在逻辑发展的必致结果，它与中国传统政制分属两个不同的政制系属，人为斩断本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模效他国的“已成之法”，便是一种“横取”。所以，章氏当时便拒斥了西方式的宪政模式，而主张在中国传统政制的范围内寻找出路。这一时期他提出了一个“变古”与“复古”的理论，他将中国历史分为逻辑意义上的“近古”与“太古”两个时期，指出：“近古曰古，太古曰新，綦文理于新，不能无因近古。”（注：章太炎：《訄书》（初刻本），《尊荀》，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由于历史的演化有其一贯的连续性，要维新变法就只能在因袭“近古”的基础之上进行。他认为：“苟作新法而弃近古，……其所谓新者，民无与为新矣。”（注：章太炎：《訄书》（初刻本），《尊荀》，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割断与“近古”联系的变法，不但背弃了历史演化的“一贯”原则，也是难以为广大国民所接受的。这即是其“变古”论，也即主张在因袭“近古”的基础之上，对“近古”的成法进行变更。章氏认为“近古曰古，太古曰新”。在他看来“近古”的典章、文物是时人所耳熟目惯的，有许多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显得陈旧过时了，是“古”。“太古”的曲章、文物对于时人来说却是陌生的，反而是“新”。要变法维新就只能变“近古”之法，复“太古”之“新”。因为章氏拒斥以西方式的宪政模式作为中国变法的参照系，所以他便向“太古”去寻求，其意即是要以“太古”的价值、符号来为中国的变法注入新的活力，而并非真正要倒退到“太古”去。
    这一思维模式折射到政制变革上，这一时期章氏便不像康有为那样以设议院、兴民权为务，他不但不主张抑制君权，反而主张扩大君权，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君权来变法。他认为：“古之持大命者，不决于墨食，不诹于外朝，盱衡厉色而定其事。”（注：章太炎：《訄书》（初刻本），《明群》。）又云：“政平而无威则不行”（注：章太炎：《訄书》（初刻本），《平等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可谓是他这一时期的最大政治追求。尽管如此，章氏却没有为他所规设的政治权威打开通向无限权力的大门，他主张政治权威须循法治的轨道进行政治的运作，“以宪度而为治本”（注：章太炎：《訄书》（初刻本），《商鞅》。），并从古老的法家思想中寻找致治的良药（注：如章太炎曾经说过：“遭世衰微，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对古法家赞美的言论甚多，可参阅《訄书》（初刻本）《儒法》、《商鞅》等篇。）。由于章氏将他所规设的政治权威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上去进行政治的运作，这样一来，使他所规设的政治权威已不同于传统的绝对主义王权，而成了一个合理化的权威。建立一个合理化的政治权威，显示了章氏的政治思想虽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特别是法家思想）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但他实际上已经将他汇入到近代政治的洪流中去了，因为合理化权威也是启蒙运动以来政治追求的一个重要流别（注：章太炎主张建立一个合理化的权威，主张通过加强君权来变法，目的是想做到政治变革的秩序化。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说道：“首先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见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7页，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有过类似的言论（参阅《社会契约论》有关内容）。由此看来，章氏的思想实与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相合。）。
    在政制变革上，如果说这一时期康有为主要追求的是议院与民权的话，那么，章太炎的主要追求毋宁可以说是权威与法治，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不难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