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材料运用
    在丰富的藏书、深厚的积累给他带来很大的便利的同时，陆心源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创作，妥善地运用了历史文献，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学识。
    首先，所引材料多注明出处。这样做的目的，一则可取信于人，二则便于他人查找与研究。既增加此书的可信度，又赋予它更强的实用性。此外还有不少案语，将一些难以辨明对错的说法并列，避免产生误导。把自己尚不能解决的疑问留给后人，以期考证出结果，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算得上细致入微。
    其次，在设纲立目、入传的标准等问题上，陆心源很有主见，做到增者有据，不增者有因，并不因史料的多寡而随意增删。如设儒林传而不立道学传，“自有微意”在其中；有隐逸传而又有遗献传，使“世移运改，终身不仕，奉母至孝”的王炎午、“天下皆变，吾观其不变”的郑思肖等宋朝遗臣皆炳然史策。又如方技传倍于原书，“然如徐神翁之类者仍不羼入”，可见其采择之精（注：《宋史翼·序》，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下同）。）。
    再者，对材料的运用多取舍得当，别具匠心。确有必要的，如重要的奏章等，全文引入，一字不漏，便于反映传主的为人、思想及成就，也便于完整保存史料。而一般的生平经历、日常言论等，史料可能来自各种书籍，若一一抄录下来，必然造成材料堆积无序，传文杂乱无章。而陆心源并非有闻必录，而是有所取舍，有所增删，或节录，或改写（包括叙次之更动），或据他书增补（有些并不标出），乃至将所得史料重新熔铸一番。这样做，着实需要类叙之才和考订之学。
    （三）补阙纠谬
    上文提及，《宋史》的最大弊病是繁芜简略，北宋内容庞杂，南宋内容缺失。陆心源恰恰抓住这点来做文章。他所撰的《宋史翼》，正传882人，附传62人，大多为南宋人。其《循吏传》有5卷，收128人， 附传3人，共131人，人数是只载有12人的《宋史·循吏传》的10余倍；《方技传》亦倍于原书；而《儒林传》，《宋史》正传67人，附传10人，共77人，《宋史翼》则正传69人，附传4人，共73人， 几乎与《宋史》相等；《文苑传》，宋史正传82人，附传14人，共96人，《宋史翼》则正传102人，附传6人，共108人，也超过《宋史》所收人数。
    《宋史翼》的补缺之功不仅表现在各传人数的增加上，还在于它所补充的传主并非滥竽充数，做到了有据而增，如《陈龙复传》的设立。南宋末年，陈龙复从文天祥勤王，兵败被擒，旋即遇难，但在《宋史》这部历史巨著中却有目无文，连占一席就得之地而未能。大概是有鉴于此，陆心源由《福建通志》中辑出其传，收入《宋史翼》卷三十一中，填补了这一空白。类似例子很多，于《宋史翼》中随处可见。
    同样，《宋史翼》还具有纠谬的史料价值。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宋纪一六一、宁宗嘉定十二年张福作乱一节，将张方误作赵方。赵方《宋史》有传（见卷四百三），但无有关此事的记载，而毕书所云史实，倒与《宋史翼》卷二十二《张方传》吻合。《宋史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史》的阙漏，纠正了《宋史》的错误，是一部补史的成功之作。
    称《宋史翼》成功，并不代表它完美无缺。《宋史翼》中既有一人两传，又有人物分类未精，自乱体例者，更有搜集资料未臻完备，遗漏处着实不少。还有，陆心源虽然多注明资料的出处，但亦有未注之篇，不知何故？即使同一出处，名称却又简全不一。如《直斋书录解题》与《书录解题》、《解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与《系年要录》、《要录》，第三个名称都过于简略。如果陆心源像为同治《湖州府志》创定体例那样，设立凡例予以说明，这类情况就不会让人产生误解了。但是，《宋史翼》毕竟瑕不掩瑜，德清俞樾认为它“以显微阐幽之意，为徵文考献之资”（注：《宋史翼·俞樾序》。），江阴缪荃孙则给予“事增文省”的评价，称“此书与先生《宋史纪事补遗》一百卷、《元祐党人传》十卷，皆天水氏一朝掌政之渊薮也。……即与《宋史》并列学官，亦复何愧！”（注：《宋史翼·缪荃孙序》。）
    四、呕心乡邦，编修地方志
    近代国学、史学大师梁启超根据家藏方志，以睹闻所及，列举了清代学者所撰115种“可称”的志书，在同治至光绪时期所修的30 部优秀志书中，浙江占了14种，陆心源主撰的同治《湖州府志》、光绪《归安县志》就列在其中。在梁启超分析“本邑耆宿负重望居林下，发心整理乡邦文献”是佳志可成的原因之一时，又将“陆存斋之于归安”作为一例，肯定了陆心源在修志中的出色表现（注：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5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一）倡言修府志执着志安邑
    自六朝以来，吴兴就是大郡，在经济、军事、人文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地方志当然不可或缺。陆心源少年时读前人的《湖州府志》，觉得不尽人意，有作《府志补正》之意，曾积藁盈箧，却在战乱中亡失。同治六年（1867），陆心源奉讳归田，居于乡里，重理旧业。当湖州知府宗源瀚向他“谘询地方利病”时，他不仅“首以府志为言”（注：同治《湖州府志·陆心源序》，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54号》，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上海书店1993年6 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24、25》（下同）。），还“毅然愿任其事”（注：同治《湖州府志·宗源瀚序》。），并愿尽其所藏以为参考。之后，由陆心源与周缦云创定凡例。同治七年冬季，开志局于陆氏所建之爱山书院。修志过程中，陆心源奉旨赴闽，不能兼顾。但每一卷的初稿均寄至福建，陆心源利用簿书之暇审阅，并将意见寄回作参考。如此至同治十三年，全书告成。
    由陆心源首倡并发凡起例的同治《湖州府志》修成后，他将目光转向了归安。安邑置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其地财赋之盛、民物之繁，堪称“东南第一名区”（注：光绪《归安县志·吕懋荣序》， 见上海书店1993年6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27》（下同）。 ），鸿才硕望、忠诚节烈之士美不胜书。这里也是太平天国起义军与政府军的较量战场，所以地方文献散失严重，原有的志乘大多毁废，仅存的康熙初年旧本又残缺过半，一些古老的碑刻也已无处寻访。陆心源“念安邑旧志不足取征”（注：光绪《归安县志·沈秉成序》。），就与丁宝书一起网罗散失，遍览藏书，旁搜博引。历经寒暑，光绪七年（1881），《归安县志》修纂成功，并于次年刊本。